「搏感情」v.s.公共利益

縱然難以定義什麼是公共利益，但維護及促進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是公職人員的無可爭議的天職。
以下想舉一個滿有趣（或許也有爭議性）的例子說明它的微妙性。

最近某市一位社會局官員跟我討論一些政策管理問題時，提及一個我覺得匪夷所思的事件。

事源是某地方政府為了敬老，在每逢重大節日會發類似敬老金的紅包給65歲以上的長者。但過去為了便利，皆已用過戶的方式將錢存進長者的銀行／郵局帳戶中。但後來長者們反應，沒有收到現金，如此發放方式使大家有點「無感」。為了使長者「有感」，該市市長要求社會局改為將現金，放進漂亮紅包中，向長者逐一發放。市長也可以利用這機會到社區亮相，發紅包，上報紙，上電視。簡單來說就是為了選票，去「搏感情」，所以改變措施。

但為了這發放措施之改變，政府要額外多花十幾二十萬元及動用額外人力去印紅包、處理現金、封裝紅包，還要為押送大量現金另外買保險。這是明顯的浪費公帑。

如果以上情況發生在私人企業，它們為了行銷，甘願花額外成本做這樣的事，這並沒有問題，因為這是私人承擔的成本，私人承擔風險，公司未來也可能獲得好處。

但發生在公家機關則不一樣，因為這是用公家錢在市長臉上貼金，市長不用承擔成本，卻要所有民眾埋單。

表面上看，該市的做法是回應民眾的訴求(可能是部分民眾)，也是回應公共利益。但公共利益是集體的，不是部分人的，也不是(政治或選票)市場定義的。在本個案的敬老金發放中，實際上，就算不發現金，這些長者還是拿到錢，他們並沒有真正的損失，或不方便。在這情況下，負責任的政府應該是多加宣導，向長者們解釋，不是迎合他們的「感覺」。當他們習慣後，就會接受用過戶的方式。這才是公共利益所在。

我真想不到，台灣還是那麼「前現代」；這種情況不會發生在香港。如果香港最近發給市民的6000元都要發現金，就非常勞民傷財。香港現在的老人家，見到存摺多幾個零，應該就可以有滿足感。雖然封紅包大家還是想用新紙幣，但這都是銀行的事，不用政府去管。近年也宣導多用舊鈔，以促進環保。這才是真正的公共利益。

誰都不得罪, 卻通通都得罪：一個沒有基本政治價值的年代

1980年代新右派思想崛起時，英國首相戴卓爾(台灣譯：柴契爾)夫人敢於挑戰反對者，堅持右翼的市場化及民營化改革理念，鎮壓工會，使其贏得鐵娘子的稱號。我們可以看到勇於及有能力得罪人，是成功政治家的重要能耐。但不可忘記，他們能敢於得罪人是因為心中有核心的價值，相信這套意識型態是對的，最終所有人都可以受惠。但對一些沒有核心價值政治家而言，他們就會怯於得罪人。

在二十一世紀新右派理念受到質疑，瀕臨破產之際，我們看不到世界有任何堅實可行的新核心價值。曾風靡一時的「第三條路線」，實際上就是「牆頭草」，什麼都不是。政治家現在變成誰都不敢得罪，因為他們已經失去方向，在政策回應上忽左忽右，零零碎碎。他們唯一可說是理念的理念就是「唯選票主義」，即依選民現在之訴求來定政策，盡量極大化政策所能籠絡選民之數目。就算在沒有民主的香港，在各方社會壓力下，政治人物也不得不面面討好。當然在路徑依賴下，資本主義社會就是資本主義社會，本質上不會因這種「牆頭草」策略而締造根本性的改變。而且，想誰都不得罪，結果卻是通通都得罪。社會弱勢覺得政府扶貧政策「隔靴搔癢」，政策不到位，右翼本質不變；過去已享受好處的富裕階層又覺得政府開始搞保障搞福利，開始左傾，破壞投資環境。

那麼政府要討好各方，唯有從過去右翼時代的「減稅砍政府預算」，變成現在「減稅但政府預算不斷膨漲」(台灣現在就是如此)。今天聽廣播，主持人在討論現今政府之行為時，說了一段很貼切的描述：「有錢就洗曬(花光)，冇錢就借債，還錢就下一屆。」現在世界各國都面臨如此的問題。

明年初台港選舉，民眾一直等待候選人多說一些政策及改革理念，多講民生問題，(在台灣)不要太多意識型態之爭(所謂意識型態之爭在台灣實際上是一些膚淺的國家認同問題，非政策路線之爭)。但我反而覺得，現在的政治家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意識型態，即沒有一套一貫的核心價值來支撐其治國，僅能將前人留下各式各樣「藥方」應急式使用一下。

說實話，我不能怪他們什麼，因為這十餘年來的確沒有什麼新的價值出現。在晚期資本主義之當下，難道2012年就是要大洗牌，一切重頭來過？

台港四「英」對決的聯想

明年初台港都有重要選舉，台灣選總統，香港選特首。剛好兩地選舉的主要候選人都是「英」字輩：馬英九、蔡英文、唐英年、梁振英。

我發覺這兩對「英」的各自對決都有一些類似性。馬英九是執政在位者，而唐英年也是政務司司長，從2007年上任政務司司長到最近剛辭職參選，也有四年多。蔡英文是在野挑戰者，但也擔任過多年公職，包括陸委會主委及行政院副院長。梁振英也類似在挑戰唐英年的多年「執政」地位。雖然梁是行政會議召集人，也算在建制裡面，但他從沒有擔任政府行政官職。實際上，四英皆曾在建制裡面，並非毫無政府工作經驗的菜鳥。

有趣地，因應近年的社會貧富懸殊問題，四英對決的角色扮演或標籤都有一些不謀而合的地方。蔡英文就形塑自己代表弱勢發聲，用三隻小豬來凝聚弱勢票，包括那些面對前途茫茫的年輕人。而梁振英也強調自己的基層家庭出身背景，來對照唐唐的含著金鎖匙出身的背景，政綱上也強調變革，給予弱勢者一些希望。

不過，蔡英文作為弱勢代表之身分一直備受質疑，她自己出身富有家庭，也被指在任副行政院長期間有利益輸送給自己的家族生意。而梁振英在其政綱的內容上也沒有反映其對香港貧富懸殊問題的瞭解深度，他仍然抱著(我覺得)過時的香港精神，「只要努力，就可以做到」。其實，香港一般老百姓現在但求「我有付出，就應該有相應的回報」，不要付出越來越多，但回報越來越少。

相對地，馬英九就常被標籤不能理解民間疾苦，執政後那麼多所謂經濟政策成就，人民都感受不到好處，很多選民都想「換個人做做看」。而唐唐就被認為代表商界利益，其對八十後批評的「剛愎自用、車毀人亡論」更被視為其保守性的反映，得罪不少年輕人。所以梁的改革形象的確給予一般港人希望。

然而，蔡跟梁都有一個「不確定性」的共通點。蔡英文的政策論述一直含糊不清，採拖字訣(即回避問題)，給予人家很不確定的印象，縱然我相信假設蔡英文上台，她並不會大幅度改變馬英九政府的政策，但若果如此，就不用選她上台。而且她作為黨主席，好像一直無法駕馭民進黨內的各大勢力，如果將整個國家交給她，豈不是更危險。梁振英一樣，被形容為「狼」的他，給人心藏不露的感覺，雖然他政綱說會穩中求變，但誰能說得準這句話的真實意思是什麼。

相對地，馬英九及唐唐給人「可確定性」的感覺，縱然馬英九的執政能力備受質疑，處事作風也有不少被人詬病地方，但其政策路線及作風貫徹如一，給人一種安全的感覺。唐唐雖然被形容為「蠢豬」，但其「好說話」之形象似乎為不少人所受落，聽說公務員就很喜歡他。大家也相信唐唐上任後，現行政策不會有太大的變動，地產界選票一定給了他。

雖然有以上如此的對比，但對我而言，我的台港首長搭配是「馬梁配」。這似乎有點價值不一致，但我認為台灣雖然有一些根本性的管治問題要解決，但這不是換執政黨就能解決，而我觀察馬政府這幾年也正在進行一些根本性的變革，縱然在投票前還沒有完成。或許，民進黨執政後也會延續那些變革，但絕對有可能變調。而對香港，我看不到有任何根本性的變革正在進行，我只看到既得利益者關起門來自己分贓而已，所以縱然要「引狼入室」也要冒這個險。當然，那頭狼最終有可能因妥協而變成一頭豬，但總比明知是一頭豬，而硬要挑他的為好。

請不要將X、Y理論與性惡性善論相提並論

由D. McGregor提出的X、Y理論，是組織心理學的經典理論，不論公共行政與商管學生必然會學過。但在華人社會的教學上，老師時常將X、Y理論與中國的性惡性善論聯繫在一起，將X理論對比為性惡論，將Ｙ理論對比為性善論。問一個稍有涉獵過 X、Y理論的學生，要他們詮釋這理論時，十之八九都很自然地作以上之比喻。

但我對這種比喻則感到十分感冒。說實在話，將兩者連在一起根本是不倫不類，很容易誤導學生。首先，McGregor的X、Y理論焦點是放在組織工作行為的「積極／消極」面上，非如性惡性善論針對人的行為背後的動機或出發點。更重要的是，當McGregor歸納一般組織管理者對員工「好逸惡勞」的假設為X理論時，本質上是為批判傳統管理者錯誤地將問題「倒果為因」立下前提，因為McGregor認為所謂員工「好逸惡勞」之表現本身是管理者管理策略所造成，管理者只從自己利益及立場出發，利用「蘿蔔－棒子」作為管理工具，使員工慢慢對工作失去興趣，逃避工作，或驅使員工只會「向錢」看，唯利是圖。所以就算有「惡」也在管理者身上，非員工也。　　　

此外，將X理論標籤為員工「性惡論」，其合理性僅止於老闆利益立場而言，為資產階級之壓榨給予正當性而已。其實，「好逸惡勞」本身跟性善或惡無關，魔鬼惡魔也很努力工作，黑社會也很努力工作，那麼他們是「善」的嗎？所以同一個道理，我們也不可以說Y理論是性善論。Y理論只告訴我們，當人發現自己的工作興趣時，他們會自願投入，就算不用人家鞭策或外部激勵，也會願意花很多時間，甚至上班以外時間在工作上。很多黑客會廢寢忘餐想盡辦法去攻擊人家的網站(不一定有什麼利益)，難道他們都是性善嗎？

我記得以前香港有一套電視劇「飛越十八層」，其主題曲是「難為正邪定分界」，裡面有一段魔鬼與凡人對話的歌詞如下： (凡人)努力興建，(魔鬼)盡情破壞，(合唱)彼此也在捱。其實，凡人與魔鬼都要努力工作，努不努力跟善惡無關。

學生們，請多看原文，不要僅看教科書，中文的教科書時常斷章取義。

你進大學後有沒有自訂什麼目標 ? 有，轉系：從學生轉系到公務人員轉調

上週我上外系生選修的「行政學」(public administration)一科時, 講到目標管理之理論時, 我就順便問一下學生在大學四年有沒有自訂目標。開頭問了兩位學生都說「沒有 」。終於, 最後有兩位回答我「有」, 但所謂目標就是「轉系」。

我一聽到這答案時, 雖然感到有一點詫異, 但絕對不會感到奇怪。詫異是因為我所指的不是指這種「目標」, 所謂不感到奇怪是因為我一早就理解到台灣學生考大學是有一套「先入為主 」的哲學, 即是「進了大學之後再算」, 特別那些無法考到自己心目中的學校或學系的學生, 他會先進大學再看可不可以「跳槽 」。以政大而言, 有一些熱門學系如商學院裡面的學系及法學院都十分熱門, 但競爭很大, 但另一些學系就比較冷門, 如民族學系或一些冷門外語學系 (阿拉伯語、斯拉夫語、土耳其語), 所以一些成績沒有那麼優秀的學生就「取巧地」先進這些學系, 再設法找機會轉系。

縱然這種做法是無可厚非, 制度上也容許跳槽轉系。然而, 這制度本身並非為那些採用「先入為主」策略的人而設, 而是給那些發現對現在所修讀之學系感到不適應或無興趣的同學找出路。誠然, 在現在的考試分發模式下, 的確很多人被分發到的自己不喜歡的學系。問題是, 制度上不應該給予「先入為主」策略太大的發揮空間。我記得以前在香港讀大學, 轉系是很困難的, 所以我們入學前都要慎選, 要想清楚自己的志趣。

現在的人選擇太多, 反而就變成東試試, 西試試, 既浪費自己時間, 又浪費國家資源; 我以前有學生二十來歲還在大專院校之間兜兜轉轉, 找不到方向。

不過, 話說回來, 那些說要「轉系」的與那些說「沒有目標」的人其實分別不大, 兩者都不見得有什麼目標。 轉系者雖然有目標, 但其實是重新找入口而已, 進去之後還是要重新摸索發現目標, 也可能發現又找錯入口。 而那些「沒有目標」的人或許現在還能夠比他們較快找到人生方向。

我近年一直研究台灣政府人事制度, 發現這種「先入為主」策略也延伸到考公務人員之行為。很多人考公務人員時主要是考慮哪一些類科比較容易考上, 考上了再算, 因為台灣的公務人員也很容易轉機關, 轉職系, 跟香港做法差很遠。其實這種思維會扭曲了考試用人制度, 考生再不是依自己的工作能力及興趣投考公職, 國家也無法做到適才適用。 當然, 政府也要負上責任, 因為在台灣考公務人員也像考大學一樣, 以成績高低及考生填報志願作分發, 考生不能選擇機關、職位, 機關也不能篩選考生。另一方面, 政府對公務人員調遷又十分寬鬆, 所以很多剛考上公職的人, 他們的目標也是「轉調」, 跟上述「轉系」目標差異無幾。

這種制度對台灣人而言, 可能是習以為常, 甚至覺得理所當然, 但對我來說簡直是莫名其妙。考大學用分發也算了, 連考公職也是這樣, 不知如何說好了!!!

有時我想, 選擇不要太多反而是好事, 一方面逼自己要慎思; 另一方面, 不會給自己太多的誘惑, 任何你現在以為最佳的選擇, 未來總會有更佳的在你身旁出現, 但太不安於現狀會使自己無法投入現在工作, 繼而影響你自己工作及組織表現。

以上不是說要搞專制, 但基於人性及考慮到組織利益, 制度設計上應收緊「跳槽」出口, 逼大家認真考慮自己的興趣目標, 放棄「先入為主」的投機思維。

Follow your heart and intuition, not the market

最近病逝的蘋果電腦公司靈魂人物Steve Jobs在2005年史丹福大學之演講中一句名言：Your time is limited, so don't waste it living someone else's life. Don't be trapped by dogma - which is living with the results of other people's thinking. Don't let the noise of other's opinions drown out your own inner voice. And most important, have the courage to follow your heart and intuition.

他這段說話本意可能僅是激勵學生追求自己理想。對我來說，聽了後，我會詮釋：follow your heart and intuition, not the market。在我們現在身處的功利時代，其實已經很少人有理想，只想隨波逐流，所謂隨波逐流就是跟著「市場」走，市場趨勢方向如何，我們就往那個方向走，不會問一下自己的「心」是如何。

你會問，蘋果產品那麼成功，難道不是跟著市場走嗎？如果你所指的「市場」是「後驗性」的，我認為不是。Steve Jobs的產品理念是帶領市場，非跟著市場走，這個「市場」是「先驗性」的，有風險的，有可能失敗的。這並非以功利作為前提，而是創造者對某事物之熱忱、執著及理想，並企圖向社會推廣，創造市場。

我們時常講：「過得自己過得人」，先要過自己的關口，再講過別人的關口，先決定什麼是自己認為好的東西，再告訴給別人，說服別人，是始於己及於人。但實際上，我們時常只問別人的關口 (即市場)，living with the results of other people's thinking，完全不問自己的志向、價值及能力。大學選系只會挑律師、商科、醫科，因為這些都是市場告訴你有(金錢)價值的東西，我們退化為只有動物理性(物質生活第一)的人。現在大學老師會告訴學生要「務實」一點，我想學生只會理解為要功利一點而已，完全放棄自己的理想。我並非主張大家要不切實際，但大家真的有follow your heart and intuition 嗎？你們的心是只有「後驗性」的逐利市場嗎？這是過得了別人，卻過不了自己嗎？

真正的市場成功是始於「非市場」，卻終於「市場」。產品大賣只表示社會對你的產品肯定訊號，它有社會價值。不過，這種始於「非市場」並非完全出於自己興趣，否則這僅能成為自己的私人或小眾的愛好。如果要發展事業的人，你要問，你的事業，你的產品，對社會有什麼價值，不是僅問這個產品對你自己有什麼價值。當然這種對社會的價值是始於你自己對它的感受體會，是始於己然後及於人。

這世界是吊詭的，你越是功利，你就越拿不到利；反而平常心，真心，人家最後才會以利回報。

我沒有用蘋果的產品，也非蘋果迷，但Steve Jobs 這翻話我是非常同意，希望蘋果迷會理解接受我的詮釋。

關鍵不是「黨政分開」而是「政行分開」

日前中國總理溫家寶在達沃斯論壇再次提及要進行「黨政分開」的政治改革。輿論焦點多集中看溫總這言論的真實性，是否只是「空話」，或背後的政治鬥爭問題。

其實「黨政分開」已提出三十多年，並沒有什麼新鮮理念。從我近日研究中國大陸公部門績效管理時所觀察，這問題定義框架是有「偏差」的，中國公共治理問題的癥結不是「黨政不分」，或以「以黨代政」，問題是「政行不分」，即政治應該要脫離行政，不要干預專業。

過去討論「黨政分開」是指中共作為執政黨與政府之間的關係。根據中共的官方說法，「黨政不分不是提高或加強了黨的領導，而是降低、削弱了黨的領導，黨政分開才能真正提高黨的政治領導的水平和質量﹔黨政不分使黨政分散了抓好自身建設的精力，只有黨政分開才能真正做到『黨要管黨』，使黨委擺脫各種繁雜事務的干擾，集中力量抓好黨建﹔黨政不分使黨委處於行政工作第一線，甚至成為矛盾的一個方面，黨政分開，可以使黨處在超脫的、駕馭矛盾和總攬全局的地位，從而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作用﹔黨政不分使黨委自己成了行政工作的執行者，黨政分開才能使黨委真正能夠履行監督的職能。」

這種說法有點像西方近年公部門改革所說的，政府只應該做「導航」(steering)工作，划槳(rowing)的工作就交給私人部門及市場。雖然層次不一樣，但有異曲同工之妙。

問題是，黨不干預政府，政府的工作就會做好嗎？中共有能力做好領導監督政府的工作嗎？我想現在中國公共治理最大的問題是「政治」過度干預「行政」，即是政治判斷完全凌駕其他判斷，特別是客觀及專業的判斷。這個「政治」不一定僅存在於黨委，也會存在於政府任何一個角落。這問題最好反映在政府機關的績效管理，其透過由上而下的「目標責任制」落實上級的政治意志，「GDP主義」就是最好的例子，為了達成上級下達的指標，地方政府用盡各種手段，盲目建設來衝指標；上級怕地方在發展時會不顧人命，造成災害，所以給予地方「死亡指標 」，限制每年意外或災難死亡人數(如煤礦災難)。這些都是「唯意志論」的「政治」思維，認為「只要有指標，目標就可以達成」。套句傳統共產黨自己的老話，這根本就是「唯心主義」。

這種目標導向的所謂「管理」看似近年西方公部門改革的「結果導向」價值，實質上就是政治干預行政，干預專業，對社會經濟問題不求「固本培元」，只求「快速見效」。這種政治干預不僅是黨的問題，是整個國家官僚系統的管理問題，是政府官僚無法按照獨立專業判斷處理公共事務，或者說在長期的政治干預下，使他們喪失獨立的專業判斷能力或意志。

美國在十九世紀建立專業獨立的官僚體系，公共行政學之父Woodrow Wilson倡議建立與政治分開的行政學。縱然戰後唸公共行政的學生皆知道政治與行政是分不開，但我們不能少看這理念之重要性，它建立了政治與行政或專業的分際，就算現在民主國家的政治家也會時常干預行政，但其干預一般不會踰越專業客觀要求，公務人員仍能秉持其一定的獨立性。最明顯，西方社會(也包括香港)的政府不會下達什麼GDP指標，就算政府利用宏觀政策作調控槓桿，試圖扭曲或干預市場，也不會像中國政府般下「硬」指標給下級，要黨政領導「承包」其轄管區域所有事情的責任，這是不科學，更會造成很多行為扭曲 (如隱瞞真相、數字灌水)。官員不會花心思從制度的根本或從過程部分來處理問題，因為這可能要花很多時間，不能立竿見影。

所以「黨政分開」根本搔不到癢處，也會使人誤以為這種所謂政改能改善問題。其實，中國現階段是要建立「韋伯式的官僚系統」，回到美國十九世紀末所倡議的政治／行政二分的體制，這不是政治改革，是行政改革。不論黨委或政府首長都不應再包攬大權，唯長官意志，濫用目標管理，專業要回歸專業，要以理性客觀態度處理公共政策問題。

直銷行業與政府人事管理

今天被拉去出席Herbalife的高階商務會議，一如我所料，內容就是宣傳產品及販售其直銷商業模型，一直找人見證、見證、見證．．．．．基本上，跟我二十年前在香港接觸過的Amway之直銷模型賣點差不多(雖然產品策略差很遠)。這可以歸納為三點 ：

1. 利他性：透過銷售產品幫助別人 (Herbalife 就是促進客戶健康)



2. 自利性：可以有高收入及可自己自由支配的工作時間



3. 自利性：公司安排很多旅遊等吃喝玩樂的活動，年紀輕輕就可以月收入十幾萬

我雖然有用它的產品，也相信產品的功效，但對我這種愛批判到令人討厭的人而言，直銷這種這遊戲並不適合我，因為我很討厭那種「金錢宗教」式從朝到晚重複又重複的「洗腦活動」，實在很煩厭。我不是清高到不愛錢，但要我將「利他」和「自利」價值內化到混淆不清，我實在感到害怕。我更喊不出「我愛ＸＸＸ」這種肉麻的口號。

我想的跟那班直銷商想的不同，我想的是「為何這些成功的直銷商都是美商？」華人世界至今就無法發展出類似的產品，並導入直銷鏈中。華人都變成它們的「代理」而已 (從這方面看，中國的產業發展還差得遠)。縱然他們年薪百萬又如何？他們就只是一個代理商，對我來說這只是低層次的成就。

或許這說法是有點民族主義，但不容否認，直銷產品公司是在低度競爭下賺取高額利潤。羊毛出在羊身上，難道直銷商所賺的錢不是從營收來的嗎？公司出錢給他們到處旅遊不是從營收來的嗎？當然，直銷商會辯解，這是他們努力工作所獲取的，公司透過直銷商業模型也減少很多行政成本，這些錢都是用來回饋直銷商。我並不否認這一點，但若果有更多的外部競爭，肯定會對價格有影響；這也當然會影響直銷商的收入嘍。經濟定律就是經濟定律。

轉個頭來說，雖然我對這種「金錢宗教」有所保留，但對我這個研究政府人事的學匠而言卻是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為政府人事管理一直最頭痛的問題就是如何激勵公務人員的工作動機。一般直銷模型會將工作價值內化成為人生價值，驅使直銷商對工作的投入熱忱，而且這種價值往往會強調以「利他性」為優先，這正雷同於理想上對公務人員所要求的價值觀。我們有沒有辦法如直銷產品公司般對公務人員「洗腦」呢？

當然，有點難度，因為直銷產品一般賣點都比較簡單，如Herbalife賣點是減重及飲食健康管理，很單一及沒有爭議性。但什麼是公共服務價值？可能寫十幾本書都寫不清，裡面也很可能有互相矛盾的價值。更糟的是政府不能給予如直銷商的收入待遇，政府推動不起「金錢宗教」。但我相信在公務人員具有高度的工作保障下，政府仍可進行一定的「洗腦」訓練，形塑公務人員成為具「公共服務價值」的先鋒。台灣也的確有引入商業管理觀念改造組織文化的成功個案 (我現正進行一個如此的個案研究)，或許在這方面公部門可以借鏡一下直銷商的訓練工具。　　

「外勞」與「外移」: 我們生活在一個愛富嫌貧的社會

近日就香港外地傭工在港居留權訴訟是否應該要求人大釋法一事，各政黨吵得鬧哄哄。各黨派爭論焦點集中在一旦菲傭司法覆核勝訴是否會有大量菲律賓人移民來港。但其實，香港一直都是移民社會，也一直有很多非華裔人士獲得香港的居住權，但我們似乎將那些從外地進入香港生活的人分成兩種 ─ 「外勞」及「外移」。前者一般是指那些純粹來香港從事一些嫌惡性或高體力勞動，本地人不願意從事的工作，他們是被購買來的勞動商品，所以不能有居留權是「理所當然」的。

不過，後者跟前者有很大差別嗎？外移一般是國家/政府刻意從外地吸收的所謂「高質素」人士。他們也是要來香港從事某些職業，但那些職業是需要專業能力，甚至是要高薪挖角聘用的。說實在，他們也是被購買的勞動商品，不過他們有較高的議價能力，也有很多選擇，不來香港也可以。外移也有投資移民，我們「想像」他們是為香港帶來資金財富，所以十分歡迎他們來港定居。

但大家有沒有想過，外移其實也是香港的負擔。我們以高於本地人的薪酬聘用一些對香港沒有歸屬感的人來香港工作，這是否overpay？投資移民抬高香港的樓價，入口通漲，這難度不是對香港的負擔嗎？

說實在，若大家怕外勞來港定居掙福利及公共資源，為何我們不怕外移搶貴物價？我時常想，香港若果不是獨立的特區，原有居民有獨立身分，與內地人區隔，這都會一早就變成曼克頓及東京了，所謂「香港人」大部分人都要移入內陸生活，香港早就變成外勞外移天堂了。

其實外地傭工居留權爭議背後的價值說穿了就是愛富嫌貧嘛！！若果沒有這價值作祟，管她們勝訴與否．．．．

什麼是「理性」? 再解讀

研究社會科學時常遇到「理性」這概念，但社會科學中各學門對「理性」之理解往往有很大出入。最近有學生研究市民亂丟垃圾問題，其疑惑是當政府已規範丟棄垃圾的方法，並對違法者作處罰，為何他們仍隨便丟棄垃圾，如此「不理性」。但隨便丟棄垃圾是為了方便，我們也可以認為這行為本身就是反映個人的「理性」選擇，是非常「理性」的行為。

或許有人會認為個人之「理性」行為，往往會導致集體的「不理性」，如環保問題就是最典型，每個人為了自己的生活舒適而耗用大量資源，最終導致環境污染，每個人都受害。我想這只是一種帶有固定價值取向的「結果論」及「功利主義」思維。

我認為「理性」只是一種決策模式，其本質是沒有好壞之分，理性不一定如經濟學所假設是為了追求自利(self-interest)，或為了達至「效用極大化」(utility maximization)。「理性」是計算性的決策模式，因應決策者的目的，排除「感情」和「信任」，「冷漠地」獨立地作出最佳的選擇。

依此，其實人生的大部分時間都是處於「不理性」狀態，因為我們決策經常憑藉過往的經驗 (即牽涉感情及信任)，我們會較採納權威人士、親人、朋友所給的建議。這些做法都是比較「感」性的。這裡所謂「感」性非全然是感情，也可以感覺。我們往往是在沒有參考意見及過往經驗時才真正「理性」，我們必須花時間冷靜判斷，做預測計算才能作出決定。當然，這不代表這樣的「理性」就一定會達成目的。正如上述所指，「理性」只是一種決策模式，是一種過程，不是以結果論來作判準。而這種決策模式是十分累人的，因為理性人會對過去經驗採取質疑態度，重新作評估分析。

現實中，我們常常所指的「理性」實際是指行為動機，不論是「私利」或「公利」。但這種定義容易混淆內涵。

我也不認為Herbert Simon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是對現實中人類普遍決策行為的精確描述，因為「有限理性」是指一種意圖理性在條件約束下的折衷行為。如果「理性」是一種決策過程的話，就不存在「意圖理性」之可能。其實，所謂「有限理性」就是本文所指的「感」性決策。

最終，我會否定人類是經常處於理性的動物，反而人類更多是感性的動物，但這不一定是負面的評價。

港公務員執行強規劃弱：王光亞與中共的後知後覺

7月26日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批評香港公務員在港英培訓下，水平很好，但只懂接受及執行命令，即使在回歸後當家作主，也「不知道怎樣當Boss(老闆)、怎樣當個Master(主人)」。這真是一個後知後覺的說法。

我一早已預見這問題(可參看我以往在網誌發表的相關文章)，瞭解到香港公務員的強項是執行力及專業性，但要他們處理政治問題及化解政治危機，擔任現在已多元化政治下的香港公共政策制定者．．．英國好像沒有給他們相關的訓練，或留下工作手冊。所以大陸找曾蔭權做特首是一個十分錯誤的決定，因為他只是一名「打工仔」，就算他是拿「政治家」的人工及銜頭。王光亞這番話或許是反映中共中央的後悔。

相對於香港，大陸的官員或許比較政治強，創造力也較強，但下面的公務員則不太專業，執行力視上面政治權威手段之運用而時強時弱，或將政治放第一，專業放第二。最近溫州鐵路意外或許就反映了這問題。從此處看，如果兩者只能擇其一，我寧願要執行力及專業性強的公務員，起碼民眾日常生活不會太受影響。

蔡子強認為王光亞斷錯症，認為問責制將制訂長遠政策的責任交予司局級官員，才是導致公務員缺乏方向的主因。我並不同意這說法。正如我在以前的文章指出，香港的資本主義發展是透過政府作為資本家代理人而得到高速發展。所以香港公務員的意識形態是在英殖民地資本主義發展邏輯下形塑出來的。他們本身就不能回應香港「地產霸權」問題話語下的社會問題，就如同1979年保守黨戴卓爾夫人執政時所面對的一批凱恩斯主義公務員的相同情況。當然，香港的問題並不是一個左派的執政者管理一批右派的公務員。問題是你要那些右派的公務員去處理當前的問題，他們的意識觀念不會跟說沒有「地產霸權」的唐英年差很遠。

我會同意的是，香港的AO政務官應該更涉入政策制定中，因為他們始終保有很多政府運作的相關經驗，而在沒有真正的政黨執政下，我們相對地依賴他們也是沒有選擇中的選擇。正因為這個現實，我並不同意AO要繼續「假裝」政治中立，既然叫得「政務官」就名副其實地做承擔政治責任的公務員，德國也有「政治性公務員」，這些高級文官必須與部長或問責官員理念一致才能擔任部長的副手，在香港或許就是擔任常務秘書的政務官。若部長因政治問責下台，這政治性公務員也要更換 (或暫時退休或回到非決策性下級職位)。

我想這是一種變通方法，也希望在這種政治化過程中培養多元化的政務官團隊，不是殖民地時代的單一思維政務官團隊。

為什麼讀公共行政? 就是瞭解政府運作的真相

上週日(6月12日)臺灣公共行政暨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教學委員會舉辦了一場關於教學的研討會。與會者討論了如何改善公共行政的教學，誘發學生對學習之興趣。在討論當中，我發現一些值得深思的問題及論述。

一些老師常對以下幾項問題感到困惑。

1. 老師時常被學生質問修讀公共行政的學科有什麼「用」。
2. 公共行政教學設計是否需要滿足公務人員考試所需？
3. 另外，我發覺在一些比較活潑的教學中，老師會加入「問題解決」(problem-solving)的個案學習，要學生做角色扮演。但我認為就大學課程而言，不宜太專注於「應然性」(如應該如何處理問題) 之討論。

就修讀公共行政有什麼「用」？ 對這種「手段-目的」邏輯(誤導)問題，我想對很多老師而言，是一項難以回答的問題。因為這個「用」是指一種「器物」或「手段」之用，公共行政之學問大多沒有工具性的用途，或不能直接對應某一職位或工作項目。在臺灣，最實用就是用來「考國家考試」。但實際上，我們又發現公務人員工作(特別是基層的)很少牽涉到那些學術知識。

我對這問題之回應是：公共行政的學科是培養我們對公部門運作的認知及瞭解其道理，其「用」是在思考及判斷上。如果「手段」與「目的/價值判斷」是兩個不同層次的「用」，學生問的「用」是手段的「用」；我所指的「用」是目的、價值的「用」。不談後者，僅談前者，是捨本逐末。嚴重後果是大學訓練一批「唯功利主義」不明是非道理的公務「工匠」。

對第二項問題，雖然部分老師認為不應將大學教育變成國家考試補習班，但又似乎難以迴避將國家考試連接大學教育。有一些老師則強調應由大學教育引導國家考試，不是反過來。而考試院一向的思維也是將教考用合一。

我對這問題之回應是：教考用是無法完全合一的，因為曾受公共行政教育的不一定適合當公務人員 (我就認為自己不適合當公務人員)，公共行政學科的優異生也不一定適合當公務人員，大學也沒有義務或權力預先幫國家做人才篩選。我們也不應將大學教育約化為「社會工廠」生產流程的一個環節。國家如何篩選未來公務人員是人力資源管理問題，曾否受公共行政教育只是其中一項考慮因素，但不是考慮因素之全部。所以公共行政教育沒有必要考慮國家考試，也沒有必要「刻意」帶領國家考試。考用與教育應該是在兩個互相獨立的運作機制，但這並非指兩者不用互相溝通瞭解，而是不要將兩者變成一條「生產線」。因為這會窒礙兩者的發展活力。

最後，對第三項問題，雖然學生投入角色扮演的個案學習是一種不錯的做法，使學習更有趣。但這項學習的前提是，先讓學生先瞭解決策者所處外部公共環境制約，及使其「設身處地」(即站在真實情況的決策者位置)地作決策。其實，要如此模擬並不容易。很多學生就公共議題做報告時，都急於提出「解決方案」。我認為這是「沒學行，先學走」，往往是將問題簡化、單純化，思考上脫離現實。我也會用個案做教學，但其主要目的是透過個案學習使學生更能瞭解上課所教的理論。我也會要求他們思考解決方案，但我總會挑戰他們的想法，使他們瞭解到「世界沒有那麼簡單」。個案教學應該放在對公共行政或政策現象的「解構」，使學生瞭解「真相」(我很喜歡跟學生講：從現象看本質)。這是提出解決方案之前提。不過，我認為大學生能做到瞭解真相這點就已經不錯。

為什麼讀公共行政？其實跟修讀其他基礎學門一樣，就是培養大家對這世界更為深度之認知，不過，公共行政比較集中在公部門運作或公共事務管理上。而公部門跟我們日常社會生活也越來越密切，所以公共行政應該是一種「公民教育」，每位大學生也應該涉獵一些，這對他日後工作、生活及作為一位公民都會有不同程度之幫助。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之我見

最近我在大學開「政治經濟學」課時，重新深思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在我們當今世界的角色關係問題。

我們過去會將世界分成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在冷戰時期更出現兩大陣營，即蘇聯東歐以及亞洲包括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集團，和歐美的資本主義國家集團。我們也會將一些歐洲福利主義國家描述為民主社會主義。但我反思後認為這種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二分法是有問題的。

我認為所謂資本主義國家與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其存在目標並沒有很大差異 ─ 都是經濟發展，是一種「發展主義」。在十七、八世紀全球大部分地區開始被捲進「資本主義時代」後就根本沒有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分。所謂社會主義思潮的出現主要是針對資本主義發展所產生的問題進行結構性的分析及反思，它的貢獻或功能是分析性，非治療性。後來計畫經濟的出現並沒有背離資本主義的「發展主義」邏輯，只不過它用另一個手段，做資本主義想做的事。我並不認為這是什麼社會主義！！

很多人批評社會主義過時失敗，但我認為社會主義或左派思想只是一種學術分析批判的工具，計畫經濟失敗跟社會主義是否失敗無關。社會主義只有分析「有效」跟「無效」之差別，即其是否有效揭露資本主義發展邏輯背後被隱藏的各種「真相」。

對我來說，「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只是提供一個常常警醒自己對這個社會應有的「真實」認知態度而已。我仍然生活在資本主義的邏輯中，而且難以擺脫。為了生存，我不得不行動實踐上「右」傾，但同時必須保持「左」傾的批判頭腦，不會輕易相信資本主義支持者所描述美好遠景。

什麼是資本主義? 新解

什麼是資本主義？

根據維基百科， 資本主義指的是一種經濟制度，在這樣的制度下絕大部分的生產工具都歸私人所有，並藉著僱傭或勞動的手段以生產工具創造利潤。在這種制度裡，商品和服務藉由貨幣在自由市場裡流通。投資的決定由私人進行，生產和銷售主要由公司和工商業控制並互相競爭，依照各自的利益採取行動。

這裡，根據我的觀察，想用一個動態及演化的定義。資本主義是貨幣功能的不斷擴充，人類愈來愈依賴貨幣換取及滿足他們所需，而不是透過自己勞務或努力投入、或透過血緣或社會人際關係獲取需求。「沒有錢就萬萬不能」變成愈來愈確切的生活描述。換句話說，人類的生活環節愈來愈商品化。從供應面看，什麼東西，有形無形的都可以拿出來賣，從最原始的天然資源、土地(房子)、體力勞動到實物生產工具、工業產品，到無形的知識、資訊(諮詢服務)、感觀娛樂(藝術表演、電影、各種比賽[特別是運動類])，通通都變成商品；從需求面看，除了衣食住行外，家務 (找外籍傭工做)、娛樂 (小朋友現在不太會在街上玩，自己創造娛樂)、運動 (我們不會簡單去戶外做運動，而要去商辦gym room做gym)、健康 (買保健品吃、去做腳底按摩)、甚至生孩子 (付錢找代母)，都可以買回來。總之，有需求，自然有供應；就算沒有需求，也會有企業家創造需求。人類面對各種問題，都可以透過有償 (有時是由公帑或慈善機構負擔) 服務來解決，所以那句通俗的「能用錢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這說法也「好像」變得越來越真實。


從另一角度看，如果「沒有錢就萬萬不能」這句話愈來愈確切的話，那麼這是幸福，還是危機所在。因為我們愈來愈依賴外部市場的供應，非自足來生存 (可指國家或個人的自足)。舉例而言，雖然台灣農業十分發達，但台灣不能種小麥，但現在台灣人飲食習慣受外來人影響，愈來愈愛吃包點及麵，如果小麥價格暴升，很多人就會受害 (起碼大量台灣牛肉麵店受害)。但如果台灣人只以米或米製加工糧食為主要食糧，或人們飲食傾向「就地取材」的話，小麥價格暴升又與他們何干呢？當然，在資本主義發展邏輯下，這已變成天方夜譚。如果社會真的以自足來生存的話，台灣應該沒有現在的繁榮，也應該沒有現在的二千三百萬人口。


實際上，資本主義就是透過市場交換所獲取的貨幣儲存累積及不斷成長的消費 (這也需要人口的膨漲)才得以發展。人類越需要消費，就越需要貨幣；越需要貨幣，就越需要投資 (光靠薪資已不足夠) 來賺取貨幣 (最好是快速獲利的，如股票及房地產)。 結果，就是投機，繼而是金融危機。所以金融危機已經不僅是金融危機，它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總體危機。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家在過去兩三百年來，開始將落後國家拉入資本主義體系以紓緩危機 (即殖民主義及戰後跨國企業發展)，即尋找新天然資源、廉價勞動力及擴大市場。當全球都納入資本主義遊戲時，人類就再沒有紓緩危機的管道 (或許這就是為何要發展外太空移民之原因)，資本主義危機就不僅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危機，它是全球危機。


以上就是我所認知的資本主義邏輯。　　

仇富?還是階級覺醒?

離上次回香港又半年了, 剛回到香港, 第一個感覺就是 :香港又變了。

回到我居住的公共屋邨, 看到經過領匯「洗禮」的屋邨商場表面變得更光鮮開豁, 但感覺卻很鬱悶。新開了兩家茶餐廳, 價格及味道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無新意, 無創意, 也沒有競爭; 價格又變貴了。以前光顧開的小型眼鏡店, 被逼遷到較小的舖位, 租金卻比以前貴了。


過去星期的電視節目「星期日檔案」(1/23)及「新聞透視」(1/29)都在控訴香港大地產商壟斷香港經濟, 為富不仁。1月30日更有左翼團體發起遊行, 針對唐英年的「車毁人亡」論, 並高舉class war的布條。這是值得注意的現象, 這表示香港的左翼思潮興起, 對香港這個一向崇尚古典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的地方而言, 這是意義重大的。這不是仇富那麼簡單, 這是階級的覺醒。

雖然今天跟一個前社會運動左翼人士討論這現象時, 他批評這些年輕左派之行動並非建基在深層的反思上, 也欠缺理論基礎 (沒有行動綱領)。他們仍是崇尚資本主義消費生活的一群, 只是在現今經濟下處於不利狀態而已, 所以起來抗議。

但我認為, 能在一個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氾濫」的社會出現這樣「反動行勁」背後就意義重大, 這是改變的第一步(雖然不知是往「好」還是往「壞」方向改變)。

我一直認為, 只有在資本主義發展成熟的社會才能真正革資本主義的命。如果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唯物宿命論, 那麼以前蘇聯及毛澤東下的中國大陸想跳脫資本主義階段進入社會主義階段本身就是違反定律的空想。真正要看古典自由主義的純粹形態的發展後果, 香港就是最接近這「純粹形態」的典範。連續十七年(我必須說：悲哀地)獲美國傳統基金會評為全世界最自由經濟體的香港就是最好檢驗古典自由主義發展所帶來後果的範例。看著一個大部分沒有受馬克思理論薰陶的一群年輕人透過自身經驗回應資本主義的壓迫不是比高瞻遠矚理論家所帶領的思潮更能起作用嗎?

當然, 正如前文所指出, 我這位九流預言家對香港未來仍然是不樂觀的, 因為我仍然看不到出路在那兒。我某程度同意我朋友批評那些八十後左翼人士的說法, 指他們欠缺行動綱領及理想, 光表達不滿而已。但又有誰能提出解決方案呢??

香港經驗是將資本主義粹純形態的後果加速呈現。香港資源匱乏(土地少, 也欠缺天然資源)，但外來人口不斷湧進，又沒有民主制度作為抗衡或拖延問題發生的力量。而本地出生的人(特別是八十後)又不能輕易移往外地(包括中國大陸) (香港不是紐約倫敦般是一個政治經濟體的一小部分, 它是有別於中國大陸的獨立實體)尋找「友善」的生活空間。中共回收香港的理念就是維持資本主義不變, 原本香港已經比英國更資本主義, 回歸後特區政府的無知技術官僚真的以為資本主義很優越, 維持不干預政策 (特別是在八萬五政策之後)。現在搞了最低工資 (我也認為最低工資不能解決問題), 也是迫於無奈的。結果, 資本主義問題加劇到一個不可以「無痛地」處理的地步, 現在還要加一個內地游資湧進的經濟泡沫。這不是幫香港經濟一把, 而是怕香港未來可能發生的「經濟自由落體」跳點不夠高。

說香港政府官商勾結, 倒不如說, 香港政府就是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吧 (馬克思一早就說資本主義社會的政府是資產階級代理人)! 不用「勾」, 一早就「結」了。因為兩者的意識形態從一開始就是一致的, 利益也是一致的, 有默契的 (沒有地產商買地, 政府怎會有那麼多收入), 所以說官商勾結是很「冤枉的」。制度一直都是如此運作的，為什麼你們現在才投訴？

台灣與中國內地的發展問題真的可能是貪腐所導致, 真的有官商勾結 (或官僚資本主義問題)。但香港絕對不是, 大財團是堂堂正正地在沒有違法下「為富不仁」, 官員也沒有收賄賂, 這就是資本主義發展至沒有人文關懷極端下的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