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寫了我為什麼離開香港，但沒有寫過我為什麼來到台灣。很多人第一次認識我的時候都會問為什麼我會來台灣工作。我的簡單回答是：偶然機會 ─ 在澳洲國立大學(我攻讀博士的學校)一次學術研討會認識了一位來自台灣同一博士論文指導教授的學長介紹我來台灣工作。
其實，任何決定都不會是偶然，雖然機會是偶然。我在遇到那位學長之前就有想過來台灣發展，不過當時台灣學術界對外頗為封閉，最後想不到我真的來了，還待了那麼久。就如同我人生幾個重大轉折點一樣(理科中學畢業後轉去讀文科大學預科; 大學歷史系畢業，轉去讀政治學碩士)，一切好像是我的選擇，但有時又覺得是命運在幫我舖排一條特殊的道路，在命運的選擇上引導我到這裡來，因為每次的抉擇也不是真的有很多可選的選項。
我剛來到服務的私立大學也不是什麼名校，起薪比我離開香港(1998年)去澳洲攻讀博士前的助教工作還要低，試想想有多少人願意屈就做這樣的工作？但最後在不看好香港學術界的前景下，我毅然踏出這一步，來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且不是台北，而是生活機能一點都不方便的高雄郊區。
更可怕的是，當工作半年後，系內人事大地震，原本系內共有五位老師(不包括我)，竟然一次出走三位，剩下三個人做事。雖然很快補了一個人，但在香港的大學工作過的我，很難想像如何一個系只有三、四位老師撐著。但正是這樣的突變，我可以參與更多的策劃工作，更快瞭解台灣的情況，也很快輪到我當上系主任，由此建立更多的人脈。回頭看，這也是因禍得福。只要把握機會，「危」也可以轉「機」。
六年半的高雄生活後，我來到台北現在的大學工作。這也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因為我竟然變成一個公共行政學者，且集中在人事行政／人力資源的議題。其實我並非公共行政學出身，雖然有攻讀政治學碩士，但主要集中在中國研究，絕非公共行政領域。不過，我過去也非完全沒有觸踫公共行政的東西，在香港中文大學當助教時，我就是幫忙公共行政的科目，所以以往已看了一些公共行政著作。大部分公共行政的東西都是無師自通。有時候想，這樣沒有框框綁著自己的摸索性及問題導向學習或許對研究工作更有幫助。我在公共行政學界所發表的文章大多不依傳統台灣公共行政學者的寫作習慣，不論寫作風格及命題都跳出他們的習慣框架。雖然面對一定的阻力，但不少本地學術界的前輩及同儕也對我寄予肯定，特別就我的理論論述上；考試院的長官也注意到我的研究成果，邀請進行相關人事政策的研究計畫。回頭看，相信如果我在香港發展的話，一定不會有這樣的成果。最起碼，香港政府不會對我的研究有任何重視(應該說在香港很難做到我在台灣做的研究)，或許說我在香港僅會繼續做中國研究的項目，其實務作用應該會更少。
不過，縱然在台灣待了那麼久，我並沒有很「台灣」，大部分本地人不會覺得很我是台灣人，我也愛拉香港與台灣比較；但回到香港，朋友也覺得我已經不是香港人，因為我也會在香港朋友面前講台灣的優點。不知不覺中，我將自己與香港和台灣都保持著一種arm's length的距離，不想作太強烈的身分認同或以太香港或台灣本位出發。現在人家問我是什麼人，我都會回答，我是地球人，更愛說我是外星人．．．．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