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理性」? 再解讀

研究社會科學時常遇到「理性」這概念，但社會科學中各學門對「理性」之理解往往有很大出入。最近有學生研究市民亂丟垃圾問題，其疑惑是當政府已規範丟棄垃圾的方法，並對違法者作處罰，為何他們仍隨便丟棄垃圾，如此「不理性」。但隨便丟棄垃圾是為了方便，我們也可以認為這行為本身就是反映個人的「理性」選擇，是非常「理性」的行為。

或許有人會認為個人之「理性」行為，往往會導致集體的「不理性」，如環保問題就是最典型，每個人為了自己的生活舒適而耗用大量資源，最終導致環境污染，每個人都受害。我想這只是一種帶有固定價值取向的「結果論」及「功利主義」思維。

我認為「理性」只是一種決策模式，其本質是沒有好壞之分，理性不一定如經濟學所假設是為了追求自利(self-interest)，或為了達至「效用極大化」(utility maximization)。「理性」是計算性的決策模式，因應決策者的目的，排除「感情」和「信任」，「冷漠地」獨立地作出最佳的選擇。

依此，其實人生的大部分時間都是處於「不理性」狀態，因為我們決策經常憑藉過往的經驗 (即牽涉感情及信任)，我們會較採納權威人士、親人、朋友所給的建議。這些做法都是比較「感」性的。這裡所謂「感」性非全然是感情，也可以感覺。我們往往是在沒有參考意見及過往經驗時才真正「理性」，我們必須花時間冷靜判斷，做預測計算才能作出決定。當然，這不代表這樣的「理性」就一定會達成目的。正如上述所指，「理性」只是一種決策模式，是一種過程，不是以結果論來作判準。而這種決策模式是十分累人的，因為理性人會對過去經驗採取質疑態度，重新作評估分析。

現實中，我們常常所指的「理性」實際是指行為動機，不論是「私利」或「公利」。但這種定義容易混淆內涵。

我也不認為Herbert Simon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是對現實中人類普遍決策行為的精確描述，因為「有限理性」是指一種意圖理性在條件約束下的折衷行為。如果「理性」是一種決策過程的話，就不存在「意圖理性」之可能。其實，所謂「有限理性」就是本文所指的「感」性決策。

最終，我會否定人類是經常處於理性的動物，反而人類更多是感性的動物，但這不一定是負面的評價。

港公務員執行強規劃弱：王光亞與中共的後知後覺

7月26日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批評香港公務員在港英培訓下，水平很好，但只懂接受及執行命令，即使在回歸後當家作主，也「不知道怎樣當Boss(老闆)、怎樣當個Master(主人)」。這真是一個後知後覺的說法。

我一早已預見這問題(可參看我以往在網誌發表的相關文章)，瞭解到香港公務員的強項是執行力及專業性，但要他們處理政治問題及化解政治危機，擔任現在已多元化政治下的香港公共政策制定者．．．英國好像沒有給他們相關的訓練，或留下工作手冊。所以大陸找曾蔭權做特首是一個十分錯誤的決定，因為他只是一名「打工仔」，就算他是拿「政治家」的人工及銜頭。王光亞這番話或許是反映中共中央的後悔。

相對於香港，大陸的官員或許比較政治強，創造力也較強，但下面的公務員則不太專業，執行力視上面政治權威手段之運用而時強時弱，或將政治放第一，專業放第二。最近溫州鐵路意外或許就反映了這問題。從此處看，如果兩者只能擇其一，我寧願要執行力及專業性強的公務員，起碼民眾日常生活不會太受影響。

蔡子強認為王光亞斷錯症，認為問責制將制訂長遠政策的責任交予司局級官員，才是導致公務員缺乏方向的主因。我並不同意這說法。正如我在以前的文章指出，香港的資本主義發展是透過政府作為資本家代理人而得到高速發展。所以香港公務員的意識形態是在英殖民地資本主義發展邏輯下形塑出來的。他們本身就不能回應香港「地產霸權」問題話語下的社會問題，就如同1979年保守黨戴卓爾夫人執政時所面對的一批凱恩斯主義公務員的相同情況。當然，香港的問題並不是一個左派的執政者管理一批右派的公務員。問題是你要那些右派的公務員去處理當前的問題，他們的意識觀念不會跟說沒有「地產霸權」的唐英年差很遠。

我會同意的是，香港的AO政務官應該更涉入政策制定中，因為他們始終保有很多政府運作的相關經驗，而在沒有真正的政黨執政下，我們相對地依賴他們也是沒有選擇中的選擇。正因為這個現實，我並不同意AO要繼續「假裝」政治中立，既然叫得「政務官」就名副其實地做承擔政治責任的公務員，德國也有「政治性公務員」，這些高級文官必須與部長或問責官員理念一致才能擔任部長的副手，在香港或許就是擔任常務秘書的政務官。若部長因政治問責下台，這政治性公務員也要更換 (或暫時退休或回到非決策性下級職位)。

我想這是一種變通方法，也希望在這種政治化過程中培養多元化的政務官團隊，不是殖民地時代的單一思維政務官團隊。

為什麼讀公共行政? 就是瞭解政府運作的真相

上週日(6月12日)臺灣公共行政暨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教學委員會舉辦了一場關於教學的研討會。與會者討論了如何改善公共行政的教學，誘發學生對學習之興趣。在討論當中，我發現一些值得深思的問題及論述。

一些老師常對以下幾項問題感到困惑。

1. 老師時常被學生質問修讀公共行政的學科有什麼「用」。
2. 公共行政教學設計是否需要滿足公務人員考試所需？
3. 另外，我發覺在一些比較活潑的教學中，老師會加入「問題解決」(problem-solving)的個案學習，要學生做角色扮演。但我認為就大學課程而言，不宜太專注於「應然性」(如應該如何處理問題) 之討論。

就修讀公共行政有什麼「用」？ 對這種「手段-目的」邏輯(誤導)問題，我想對很多老師而言，是一項難以回答的問題。因為這個「用」是指一種「器物」或「手段」之用，公共行政之學問大多沒有工具性的用途，或不能直接對應某一職位或工作項目。在臺灣，最實用就是用來「考國家考試」。但實際上，我們又發現公務人員工作(特別是基層的)很少牽涉到那些學術知識。

我對這問題之回應是：公共行政的學科是培養我們對公部門運作的認知及瞭解其道理，其「用」是在思考及判斷上。如果「手段」與「目的/價值判斷」是兩個不同層次的「用」，學生問的「用」是手段的「用」；我所指的「用」是目的、價值的「用」。不談後者，僅談前者，是捨本逐末。嚴重後果是大學訓練一批「唯功利主義」不明是非道理的公務「工匠」。

對第二項問題，雖然部分老師認為不應將大學教育變成國家考試補習班，但又似乎難以迴避將國家考試連接大學教育。有一些老師則強調應由大學教育引導國家考試，不是反過來。而考試院一向的思維也是將教考用合一。

我對這問題之回應是：教考用是無法完全合一的，因為曾受公共行政教育的不一定適合當公務人員 (我就認為自己不適合當公務人員)，公共行政學科的優異生也不一定適合當公務人員，大學也沒有義務或權力預先幫國家做人才篩選。我們也不應將大學教育約化為「社會工廠」生產流程的一個環節。國家如何篩選未來公務人員是人力資源管理問題，曾否受公共行政教育只是其中一項考慮因素，但不是考慮因素之全部。所以公共行政教育沒有必要考慮國家考試，也沒有必要「刻意」帶領國家考試。考用與教育應該是在兩個互相獨立的運作機制，但這並非指兩者不用互相溝通瞭解，而是不要將兩者變成一條「生產線」。因為這會窒礙兩者的發展活力。

最後，對第三項問題，雖然學生投入角色扮演的個案學習是一種不錯的做法，使學習更有趣。但這項學習的前提是，先讓學生先瞭解決策者所處外部公共環境制約，及使其「設身處地」(即站在真實情況的決策者位置)地作決策。其實，要如此模擬並不容易。很多學生就公共議題做報告時，都急於提出「解決方案」。我認為這是「沒學行，先學走」，往往是將問題簡化、單純化，思考上脫離現實。我也會用個案做教學，但其主要目的是透過個案學習使學生更能瞭解上課所教的理論。我也會要求他們思考解決方案，但我總會挑戰他們的想法，使他們瞭解到「世界沒有那麼簡單」。個案教學應該放在對公共行政或政策現象的「解構」，使學生瞭解「真相」(我很喜歡跟學生講：從現象看本質)。這是提出解決方案之前提。不過，我認為大學生能做到瞭解真相這點就已經不錯。

為什麼讀公共行政？其實跟修讀其他基礎學門一樣，就是培養大家對這世界更為深度之認知，不過，公共行政比較集中在公部門運作或公共事務管理上。而公部門跟我們日常社會生活也越來越密切，所以公共行政應該是一種「公民教育」，每位大學生也應該涉獵一些，這對他日後工作、生活及作為一位公民都會有不同程度之幫助。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關係之我見

最近我在大學開「政治經濟學」課時，重新深思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在我們當今世界的角色關係問題。

我們過去會將世界分成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在冷戰時期更出現兩大陣營，即蘇聯東歐以及亞洲包括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集團，和歐美的資本主義國家集團。我們也會將一些歐洲福利主義國家描述為民主社會主義。但我反思後認為這種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二分法是有問題的。

我認為所謂資本主義國家與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其存在目標並沒有很大差異 ─ 都是經濟發展，是一種「發展主義」。在十七、八世紀全球大部分地區開始被捲進「資本主義時代」後就根本沒有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分。所謂社會主義思潮的出現主要是針對資本主義發展所產生的問題進行結構性的分析及反思，它的貢獻或功能是分析性，非治療性。後來計畫經濟的出現並沒有背離資本主義的「發展主義」邏輯，只不過它用另一個手段，做資本主義想做的事。我並不認為這是什麼社會主義！！

很多人批評社會主義過時失敗，但我認為社會主義或左派思想只是一種學術分析批判的工具，計畫經濟失敗跟社會主義是否失敗無關。社會主義只有分析「有效」跟「無效」之差別，即其是否有效揭露資本主義發展邏輯背後被隱藏的各種「真相」。

對我來說，「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只是提供一個常常警醒自己對這個社會應有的「真實」認知態度而已。我仍然生活在資本主義的邏輯中，而且難以擺脫。為了生存，我不得不行動實踐上「右」傾，但同時必須保持「左」傾的批判頭腦，不會輕易相信資本主義支持者所描述美好遠景。

什麼是資本主義? 新解

什麼是資本主義？

根據維基百科， 資本主義指的是一種經濟制度，在這樣的制度下絕大部分的生產工具都歸私人所有，並藉著僱傭或勞動的手段以生產工具創造利潤。在這種制度裡，商品和服務藉由貨幣在自由市場裡流通。投資的決定由私人進行，生產和銷售主要由公司和工商業控制並互相競爭，依照各自的利益採取行動。

這裡，根據我的觀察，想用一個動態及演化的定義。資本主義是貨幣功能的不斷擴充，人類愈來愈依賴貨幣換取及滿足他們所需，而不是透過自己勞務或努力投入、或透過血緣或社會人際關係獲取需求。「沒有錢就萬萬不能」變成愈來愈確切的生活描述。換句話說，人類的生活環節愈來愈商品化。從供應面看，什麼東西，有形無形的都可以拿出來賣，從最原始的天然資源、土地(房子)、體力勞動到實物生產工具、工業產品，到無形的知識、資訊(諮詢服務)、感觀娛樂(藝術表演、電影、各種比賽[特別是運動類])，通通都變成商品；從需求面看，除了衣食住行外，家務 (找外籍傭工做)、娛樂 (小朋友現在不太會在街上玩，自己創造娛樂)、運動 (我們不會簡單去戶外做運動，而要去商辦gym room做gym)、健康 (買保健品吃、去做腳底按摩)、甚至生孩子 (付錢找代母)，都可以買回來。總之，有需求，自然有供應；就算沒有需求，也會有企業家創造需求。人類面對各種問題，都可以透過有償 (有時是由公帑或慈善機構負擔) 服務來解決，所以那句通俗的「能用錢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這說法也「好像」變得越來越真實。


從另一角度看，如果「沒有錢就萬萬不能」這句話愈來愈確切的話，那麼這是幸福，還是危機所在。因為我們愈來愈依賴外部市場的供應，非自足來生存 (可指國家或個人的自足)。舉例而言，雖然台灣農業十分發達，但台灣不能種小麥，但現在台灣人飲食習慣受外來人影響，愈來愈愛吃包點及麵，如果小麥價格暴升，很多人就會受害 (起碼大量台灣牛肉麵店受害)。但如果台灣人只以米或米製加工糧食為主要食糧，或人們飲食傾向「就地取材」的話，小麥價格暴升又與他們何干呢？當然，在資本主義發展邏輯下，這已變成天方夜譚。如果社會真的以自足來生存的話，台灣應該沒有現在的繁榮，也應該沒有現在的二千三百萬人口。


實際上，資本主義就是透過市場交換所獲取的貨幣儲存累積及不斷成長的消費 (這也需要人口的膨漲)才得以發展。人類越需要消費，就越需要貨幣；越需要貨幣，就越需要投資 (光靠薪資已不足夠) 來賺取貨幣 (最好是快速獲利的，如股票及房地產)。 結果，就是投機，繼而是金融危機。所以金融危機已經不僅是金融危機，它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總體危機。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家在過去兩三百年來，開始將落後國家拉入資本主義體系以紓緩危機 (即殖民主義及戰後跨國企業發展)，即尋找新天然資源、廉價勞動力及擴大市場。當全球都納入資本主義遊戲時，人類就再沒有紓緩危機的管道 (或許這就是為何要發展外太空移民之原因)，資本主義危機就不僅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危機，它是全球危機。


以上就是我所認知的資本主義邏輯。　　

仇富?還是階級覺醒?

離上次回香港又半年了, 剛回到香港, 第一個感覺就是 :香港又變了。

回到我居住的公共屋邨, 看到經過領匯「洗禮」的屋邨商場表面變得更光鮮開豁, 但感覺卻很鬱悶。新開了兩家茶餐廳, 價格及味道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無新意, 無創意, 也沒有競爭; 價格又變貴了。以前光顧開的小型眼鏡店, 被逼遷到較小的舖位, 租金卻比以前貴了。


過去星期的電視節目「星期日檔案」(1/23)及「新聞透視」(1/29)都在控訴香港大地產商壟斷香港經濟, 為富不仁。1月30日更有左翼團體發起遊行, 針對唐英年的「車毁人亡」論, 並高舉class war的布條。這是值得注意的現象, 這表示香港的左翼思潮興起, 對香港這個一向崇尚古典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的地方而言, 這是意義重大的。這不是仇富那麼簡單, 這是階級的覺醒。

雖然今天跟一個前社會運動左翼人士討論這現象時, 他批評這些年輕左派之行動並非建基在深層的反思上, 也欠缺理論基礎 (沒有行動綱領)。他們仍是崇尚資本主義消費生活的一群, 只是在現今經濟下處於不利狀態而已, 所以起來抗議。

但我認為, 能在一個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氾濫」的社會出現這樣「反動行勁」背後就意義重大, 這是改變的第一步(雖然不知是往「好」還是往「壞」方向改變)。

我一直認為, 只有在資本主義發展成熟的社會才能真正革資本主義的命。如果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唯物宿命論, 那麼以前蘇聯及毛澤東下的中國大陸想跳脫資本主義階段進入社會主義階段本身就是違反定律的空想。真正要看古典自由主義的純粹形態的發展後果, 香港就是最接近這「純粹形態」的典範。連續十七年(我必須說：悲哀地)獲美國傳統基金會評為全世界最自由經濟體的香港就是最好檢驗古典自由主義發展所帶來後果的範例。看著一個大部分沒有受馬克思理論薰陶的一群年輕人透過自身經驗回應資本主義的壓迫不是比高瞻遠矚理論家所帶領的思潮更能起作用嗎?

當然, 正如前文所指出, 我這位九流預言家對香港未來仍然是不樂觀的, 因為我仍然看不到出路在那兒。我某程度同意我朋友批評那些八十後左翼人士的說法, 指他們欠缺行動綱領及理想, 光表達不滿而已。但又有誰能提出解決方案呢??

香港經驗是將資本主義粹純形態的後果加速呈現。香港資源匱乏(土地少, 也欠缺天然資源)，但外來人口不斷湧進，又沒有民主制度作為抗衡或拖延問題發生的力量。而本地出生的人(特別是八十後)又不能輕易移往外地(包括中國大陸) (香港不是紐約倫敦般是一個政治經濟體的一小部分, 它是有別於中國大陸的獨立實體)尋找「友善」的生活空間。中共回收香港的理念就是維持資本主義不變, 原本香港已經比英國更資本主義, 回歸後特區政府的無知技術官僚真的以為資本主義很優越, 維持不干預政策 (特別是在八萬五政策之後)。現在搞了最低工資 (我也認為最低工資不能解決問題), 也是迫於無奈的。結果, 資本主義問題加劇到一個不可以「無痛地」處理的地步, 現在還要加一個內地游資湧進的經濟泡沫。這不是幫香港經濟一把, 而是怕香港未來可能發生的「經濟自由落體」跳點不夠高。

說香港政府官商勾結, 倒不如說, 香港政府就是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吧 (馬克思一早就說資本主義社會的政府是資產階級代理人)! 不用「勾」, 一早就「結」了。因為兩者的意識形態從一開始就是一致的, 利益也是一致的, 有默契的 (沒有地產商買地, 政府怎會有那麼多收入), 所以說官商勾結是很「冤枉的」。制度一直都是如此運作的，為什麼你們現在才投訴？

台灣與中國內地的發展問題真的可能是貪腐所導致, 真的有官商勾結 (或官僚資本主義問題)。但香港絕對不是, 大財團是堂堂正正地在沒有違法下「為富不仁」, 官員也沒有收賄賂, 這就是資本主義發展至沒有人文關懷極端下的形態。

我為什麼選擇離開香港?

忙碌的下學期就快結束，這學期的結束代表我已經來了台北兩年；來了台灣工作八年半。

很久沒有踫我這個部落格，因為實在太忙，但想到近日再浮起的香港政制改革爭拗，突然泛起了一陣思緒。近日五區公投的結果，正如我前文(去年十二月)所預料，香港人不太可能通過「試煉」，五十萬人的支持明顯不足以使當政者感到足夠的壓力。香港的政治保守性格仍然主導大多數市民的意識型態，回歸十三年的後殖民香港仍然籠罩著殖民時代意識型態。香港殖民地意識型態就是：1)(市場)經濟凌駕一切價值，市民只要安居樂業，不一定要民主，即是認為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無關；2)有自由就可以了，不一定要民主，即是香港回歸後，社會仍然維持高度自由，而且是在沒有民主下所享有的，所以自由與政治民主無關。


無疑，回歸後的香港社會及經濟並沒有受到中共的直接干預，更重要的是言論及資訊自由仍然維持，香港市民仍可以天天罵中共，媒體人也不會忌諱地公開批評中共領導人。實際上，中國大陸社會本身在改革開放後，人民的生活自由也大大改善，脫離毛澤東時代的極權宰制。但香港人所面臨的自由威脅並非直接來自政治，而是來自於大財團。他們壟斷大部分的經濟資源，特區政府逐漸成為他們的代理人，就如馬克斯主義學說所指的「資產階級政權」。這個資產階級政權是由一班對政治無知的「技術官僚」所支配，他們出身於港英殖民地政府，並被捧為香港政府的管治菁英，其實為中國傳統的「吏」而已。以吏治國之優為蕭規曹隨，在過渡及靜態之環境尤可，要其開拓、突破及創新，則心有餘，卻力不足；以吏治國之弊為沒有自己政治信念(除了權術及避禍政治外)，無法應付外界無常之變化，更容易被政府外的權貴所左右 (在香港即為大資產階級與中共高官及其在港的政治代理人 [真正的官])。

香港已連續十六年被美國傳統基金會評為最自由的經濟體，但對我來說，這沒有什麼值得特別高興，因為這很大程度表示香港是由一個資產階級所支配的社會。人們(包括很多台灣人)常說香港政府很廉潔，但我會說，政府廉潔是因為大財團根本不用賄賂政府官員，他們就會依大財團的利益作政策，要賄賂的政府反而證明政府官僚是一個獨立的利益集團，跟大財團既互相依賴也潛在地會有互相利益衝突(中國大陸的情況就是如此)，不用賄賂就那麼聽話則證明他們已變成大財團的代理人，甚至附庸。

八年前我離開香港選擇台灣，正是由於我不認同香港的殖民地意識型態。我認為這種意識型態已走到絕路，可惜現在仍然有很多香港人執迷過去成功之道，其對歷史的認知，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真正深入瞭解香港過去之成功，就會明白香港之成功並非是沒有政治，而是英國殖民統治者悄悄地代替本地人處理政治(包括內部及外部的政治關係)，供應了香港人上百年之免費午餐吃。

很多人仍然想吃免費午餐，只要今次願意「起錨」就有得吃。現在香港的階級覺醒仍然很薄弱，縱然「八十後」的起來抗爭已顯露出這種覺醒之曙光，但如果他們對問題本質沒有深入認知，這種覺醒將會是十分脆弱，容易在經濟景氣循環中動搖立場。

而實際上，就算弱勢階級真的覺醒，並開始奪回一些政治陣地，香港治理意識型態轉移仍然會困難重重，因為香港已深陷殖民地時代發展出來的經濟結構，這結構塑造了香港政治經濟的偏狹性架構 (即由地產、金融及服務業下層建築所支撐的政治上層建築)，其可塑性實在不多，除非出現激烈的動蕩轉變。

相對地，台灣仍然有很多可塑性及可能性，縱然存在很多不確定性。就算我只是一個外來者，但感受到我真的參與這形塑過程；作為公共行政學者，我的確在有意義地影響政府的政策及作為。我相信香港的社會科學學者仍然處於相對被政府輕視的狀態，只能在週邊輿論吵吵鬧鬧；縱然有「高薪養學」也不能解其鬱悶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