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明年(2019)二月，我已經在台工作生活達十七年。想一想，竟然那麼快，已有三分之一的人生是在台灣經歷。雖然我的香港DNA仍然很濃，但對很多香港朋友來說，我已不太香港，對香港的新事物（特別是潮語）也不太瞭解。一年在香港的時間不到一個月，甚至不到半個月。很多香港朋友幾年才見到一次面，每次都來去匆匆。
雖然離開香港二十年（含出國讀書）來，香港的外表變化不少，但殖民地回歸中國後的制度變革或改變，其實並不多。香港好像處於一個凍結狀態，就像去到外國唐人街一樣，你會在那裡看到十幾年前自己經歷過的生活或使用的用語。香港開始懷舊起來，表面看似是為了發展旅遊觀光，但很大程度是心靈文化處於停滯狀態，嘗試從過去尋找慰藉。有遇到香港來臺灣讀研究所之學生，他們研究香港之議題仍然是八十年代的題目，政治發展的停頓，使香港人有點鬱悶。新一次的移民潮再次出現，臺灣也成為新的移民地點。
原來我是香港人移民臺灣的先鋒（如果排除過去香港僑生之移民），經歷好像比近年移民來臺的香港人算是順利（特別與移民來臺做生意的香港人比較）。雖然收入（作為一位教授）比起香港的學術同儕差好幾倍，但我在臺灣「打工仔」裡面算是高收入人士，也有社會地位。
臺灣的確有很多很有趣的意外發展，雖然發展形勢仍不樂觀，但正如我很多年前所說的，臺灣可塑性仍是比香港高。不過，這幾年有些想法調整，感覺就算可塑性較高，但仍有很多文化與制度陋習難以改變。對這社會瞭解越深，加上自己當上行政主管，一些厭惡的情緒也越高。
不過，心想一下，或許全世界都差不多，自己也有一些改不了的陋習。不可能存在完美的社會，問題是哪一個社會最符合你的個性而已。
2019年，感覺到這是關鍵的一年。讓我靜待見證這轉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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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刪除陋習難以改變：交通、公共衛生。
刪除香港回归的二十多年确实很难有很大改善，其实是有多方面原因：一是当初为了当初回归，大陆同意保留原制度五十年不变，因此，大陆很难直接进行治理，因此香港的许多制度桎梏限制了香港会有很大的改革空间，因此董建华为了解决住房问题的努力，反倒因为既得利益群体抗议房价下跌而中断；二是，外资对于香港的恶意做空和逃离；三是，香港已经被八大家族企业垄断了经济，过分的倚重于金融和房地产，但大多数人无法通过享受高等教育谋取更好的工作机会，土地供给也被他们控制的立法会所限制。这也是后来引起香港暴动的底层原因，因为底层年轻人生活不满意，但有不明白真正的原因何在，只能被舆论和政党分所蛊惑。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欧美针对香港是因为他们回归了大陆，不够市场经济了，其实市场经济从来只是个表面生意，核心问题是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取舍问题。欧美任只喜欢自己掌控的自有市场，这样才可以利用各种隐形的手段浑水摸鱼，对于他们而言市场和政治只是生意罢了。台湾问题的外部因素，本质上也是这样的逻辑，但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只是相信自己最常看到和最容易意识到的东西，反而不知道外部真的是什么样的，自我形成了信息茧房。但看到香港暴乱之后的香港，已经昨天秘鲁的新港口和香港的合作协议签署，感觉香港又在不断的变好。只有一个政府能够团结一致形成有利于老百姓的改革决策的时候，一个地方才会有希望，总是不断的争论孰对孰错、被价值观带偏的时候，才会走向衰败。北宋衰于党争、大明亡于党争，都是血淋淋的教训。祝福香港、台湾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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