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當官的問題 ─ 他們真的瞭解國家機器嗎？

台灣政治生態其中一個有趣現象就是頗多大學教授被吸收成為政府領導官員。這在我大學讀相關台灣科目時就注意到，當時已對台灣政府內閣成員的高學歷印象深刻，政務官頗多有PhD及是大學教授出身。這好像也是被視為台灣經濟起飛的原因之一。相對地，香港政府直至現在只有三位問責局長是教授出身（李國章、張炳良及陳家強）。香港政府並沒有積極從學術界吸收人才，這也是香港學術界感到鬱悶的其中一個原因。

學者教授作為知識分子論政，或在行政機關以外參與政治（如參加社會運動或進入一些政府諮詢委員會），並沒有什麼爭議性，但應否當官則有很多可議之處。近年台灣輿論就經常批評政府領導官員太多是教授出身，而且他們的表現不甚理想，也常常涉入一些爭議性的問題，多位教授出身的部長因各種原因下台，日前就是蔣偉寧涉及論文掛名問題而去官，但最後還是找政大的卸任校長(即又是教授)補他教育部部長的位置。

我剛來到台灣工作時，對這種「學而優則仕」的文化有點不以為然。主要原因是覺得，對我而言，這些學者從政，並非是「學而優則仕」，而是「學不優而仕」。台灣學術發展（特別在社會科學）不能在國際上有亮麗的表現其中一個原因是很多學者升到教授之後，就開始求官，「不務正業」，學術事業停滯不前。

不過，我也不能否認的就是，學術界涉入政府管理對台灣發展之貢獻。最近因為研究計畫或偶然因素，瞭解到國民黨遷台後，很多的基礎建設皆是留學美國的華人教授來台建立的。例如在研考會擔任十二年主委的魏鏞就是美國奧勒岡大學政治學博士，在美國的大學任教多年，後來被政府延攬回台負責研考工作，為台灣的政府管理引進多項制度及新觀念。在美國留學的經濟學博士劉大中，來台後就擔任賦稅改革委員會主任委員，創立「財稅資料處理及考核中心」，對台灣的財經制度之建立有很大的貢獻。

不過，上述學者所以能發揮功效主要原因是威權時代對技術菁英之器重，而技術菁英只要得到當權者信任，就可以不太受外部約束之下展現才能。而作為新制度奠基者，他們也不用面對後來出現的官僚積弊問題。無論如何，他們從來都不是政治家。魏鏞離任研考會後才開始「真正地」從政，參與立委選舉。但除了第一次當選之外，之後兩次都無法選上。

民主化使台灣的政府管理變得越來越政治化，學者以專業能力從政並沒有太多的優勢。而很多人認為學者「借調」當官，並不會對政府工作有太大的投入承諾，純粹是過過官癮，一旦中箭落馬就回校教書。這也可能是事實的一部分。

對我而言，更關鍵的是，學者是否瞭解龐大且複雜的官僚架構，並駕御之，且同時適當處理外部的媒體及民眾的輿論？近年政府治理出現很多問題，輿論只會將批評聚焦在最高領導人，假設部長們能像神一樣控制一切。我想問題是，不管是學者或其他背景出身的部長，他們對「官僚叢林」的瞭解是有限的，各政策領域的專業知識（專業知識可能是來自其他先進國家）並不會幫助他們駕御這陌生的國家機器及處理它數十年運作下所沉澱的積弊問題。

現在擔任行政院院長的江宜樺，是研究政治思想的學者。很多人批評他在擔任行政院院長後的作為違背了他主張的自由主義思想，自己打自己咀巴。我的看法就是「純理論研究」（沒有經驗分析）的政治思想學者往往僅是「理想者」，當他們當官的時候，就知道要將他們自己的著作通通燒掉（不用等他們的學生燒）。

作為公共行政學者，我認為我們迄今對自己國家機器運作的真相瞭解是膚淺的（除了一些描述性的經驗外），有時錯誤將我國某些制度等同西方的對應制度（如錯誤將台灣的考試用人簡單等同西方的功績用人）。公共行政學者的應有貢獻就是要更深入瞭解政府的運作，從經驗中歸納出有意義的相關國家機器運作的知識。我認為這些知識不能簡單從西方的經驗及知識框架中獲得，必須建立更為本土的研究及知識。在這前提下，才能推動長遠的治理變革，也為未來政務官在開始操作國家機器前，建立知識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