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沉默大多數」

陳雲在《香港遺民論》解釋難民社會「偏重個人家庭利益及眼前實惠，刻苦耐勞，發家致富為先，容易與現行政權妥協以自保的性格。」(p.122) 陳雲認為香港經過戰後多年的發展已再不是難民社會。他認為鼓吹強調香港是難民社會是方便為中港融合論述找尋正當性，使香港人失去自己本體性的「惡毒」意念。

陳雲強調香港不(應)是難民社會是有他自己「規範性」或「理想性」的一廂情願想法。或許他說的「土共、大財閥和大財閥的輿論打手」的確是以這難民社會論述灌輸惡毒理念，但我認為客觀上香港大部分人的確是陳雲所定義的「難民」多於他所定義的「勇武遺民」(先聲明，我絕對不是誰人的打手)。

正如我在以前的文章指出，香港就是「政治經濟難民營」，這難民營中的難民對政治十分厭惡，但弔詭地同時一直在難民營享受免費政治午餐而不知。在九七後，開始沒有免費政治午餐吃，要自治了，但仍希望政治盡量不要「搞我」。近年的香港階級醒覺使難民營生態發生了一些變化，但這一兩年的發展很難說香港人的政治立場上有很根本性的改變。或許仍未進入職場或剛進入職場的年輕一代會有較明顯的變化，但已經成家立室正值青壯年的香港菁英，對香港運作最有影響力的一代，我想其政治立場仍然是十分保守，即最近常引用的「沉默大多數」。根據陳雲的定義，他們大多就是「偏重個人家庭利益及眼前實惠，刻苦耐勞，發家致富為先，容易與現行政權妥協以自保的性格」之「難民」。我在香港身邊的親戚朋友大多其實都是這種「沉默大多數」，他們本身對政治不太瞭解，沒有興趣，經過梁振英執政這大半年的政治紛擾後，他們甚至到達不太關心，不想理的地步。他們會判斷政府做得很差，他們不會反對普選，但也不會支持「佔中」(但不能簡單說「反對」)，或應該說，政治還是不要「搞我」；「佔中」不知是什麼，也不想知道是什麼，但底線就是不要影響到我。

我們這一代，大多沒有受什麼政治理念教育；不是因為自己學這個東西，我想我也不會接觸到它，但我身邊的人都不太懂這東西，回來香港跟朋友（除了學術界的）聊天都是風花雪月為多。我現在想，其實「反國民教育」運動之成功是否為一種香港公民意識的醒覺？或許一部分是，但我想家長們(大多跟我同一代)反國教也許是一種犬儒式一刀切的「迴避」政治的過敏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