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4日 星期六

國民v.s.公民 國民教育v.s.公民教育


特區政府推動「國民教育」再次搞到香港沸沸揚揚,像2003年推「23條」一樣鬧到幾萬人上街遊行反對。很多輿論批評國民教育搞「愛國洗腦」,說實在,任何教育工作都就有一定的洗腦作用,問題是大家認為這是「正面」還是「負面」的洗腦,正面的叫「教育」,負一點的叫「灌輸」,最負的叫「洗腦」。其實叫學生培養獨立思考,一樣是一種洗腦,不過我們的學生不太「受洗」而已。

當輿論批評政府推動國民教育背後的動機,及有反對者認為在欠缺民主的國情下推動國民教育的不適宜時 (我不是否定這些批評) 時,難道香港人本身就沒有一些說不出口或不能說的真相嗎?這裡也想反過來思考香港人的國家觀念問題。其實,反對國民教育說穿了就是香港人對國家認同的保留。我們在香港殖民地出生的一代,從來都沒有什麼國家觀念,就算在殖民地時代,我們不會說英國是祖國;而因為語言文化關係,我們的確認同文化根源的「中國」,我們都會讀中國歷史,受到中國千年文化的感染「洗腦」,但作為一個現代觀念的國家 ─「中國」,其在我們心中僅是生活當中的「客體」,非我們的「本體」。

來到台灣,我常遇到跟香港不同的修辭習慣,就是這裡對「國」字的普遍使用,香港一般叫的官立或公立學校,這裡公立大學通常叫「國立大學」,小學叫「國民小學」,初中就叫「國民中學」;香港叫的公眾假期,這裡叫「國定假期」;台灣最高階的高速公路叫「國道」;7-11便宜實惠的便當叫「國民便當」;香港的公共屋邨,這裡叫「國宅」。台灣人就算如何有「國家身分」認同的爭拗,但不會對「國家」有所排斥,不管他心裡的「國」是中華民國,還是台灣國。這應該也是從小就被「洗腦」成習慣,這跟民主與否沒有什麼關係。

台灣對「國家」的本體化可以從「國語」「國文」一詞之使用反映出來。香港過去未受中國大陸「普通話」這詞入侵前,「國語」是作為中國普遍使用語言的「代名詞」,我們僅簡單理解「國語」就是「北京話」或「官話」(Mandarin)的代名詞而已。來到台灣,我發覺台灣這裡其實是理解「國語」為一國的官定語言,所以美國、日本都有「國語」。在台灣看外國電視劇,一位日本人講不流利的英文,另一位日本人叫他「請講國語!」。這裡不是要他講Mandarin,是要他講日語。但在香港,我們都會將語言文字「客體化」─ 中文、英文、日文。我們甚少說請講或寫「國語/文」。當然,這問題某程度牽涉到香港人對廣東話文化高度歸屬感問題,我們不能說廣東話是「國語」,但又不想將Mandarin變成我們日常生活使用的「國語」。

香港比較愛用「公」字,某程度是因為英文較多用public一字之影響,老外不會將national天天掛在口邊。不管西方國家講的public是否等同華語講的「國」,但在西化的華語理解系絡下,香港人似乎對「國」字沒有什麼好感,認為「國家」是一種由上而下民族主義壓抑自由的象徵。「公共」才代表都會市民共同利益的象徵。最明顯例子就是「香港電台」,它一直強調自己是公營廣播電台,這個「公」字是為市民,而非為國家或政府發聲,因此出現一個政府所屬電台天天罵政府的「奇景」。

另一方面,感情習慣上,香港人也難以接受「國家」一詞的普遍使用。開玩笑的說,我相信沒有人喜歡公共屋邨叫「國宅」或「國家屋邨」,如果將7-11的廉價食品叫做「國民.....」,我想一定銷量大跌。我們就是愛用「市民」或「公民」,就是不要「國民」;我們寧願要「公民教育」,也不要「國民教育」。 香港人不想有「國家價值」泰山壓頂地凌駕在香港的公共價值上,「公民教育」是一種「市民為基」(citizien-based)的價值體現,其強調都會居民的集體利益性,非國家性。或許香港經驗就是超越「國族主義」(nationalism),建立新「政治體」典範的重要先驅。香港人絕非「無政府主義者」,但相信不少人是「無國家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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