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當人家知道我是香港人時，有時會問我是否懂中文。「懂中文」主要是指「講」跟「寫」，有時候所謂「講」是指講國語。有些人覺得我講國語不錯，就會稱讚我：「你的中文不錯」。所以對很多人來說，學中文就是透過國語作為媒介，學「唸」及「寫」。
當他們知道香港人學中文時，是透過廣東話作為媒介學「唸」及「寫」時，他們都十分詫異。當他們知道我們不用學拼音，就能學中文時，就更詫異。他們的詫異是由於，對他們來說國語並非母語，所以必須透過拼音作為學習中介，去學習第二語言；而中文文字是依存於國語的，所以不學國語，也不能學中文文字。但在我們廣東人的觀念上，中文文字不一定依存在國語/北京話中。
其實，廣東話也有拼音，但我們的教育系統一直沒有將其納入於課程中，也沒有很明確的統一標準，以致時常有正音問題的爭議。這種沒有統一標準情況常常就是方言的特色，因為方言是透過口耳相傳來傳播的，並非透過文字。所以就算一種方言的發音也會有地域性的差異。台語或閩南語也是，客家話也是，但由於有很多共通點，所以就算有差異，但他們仍可以溝通。
正因為是透過口耳相傳，沒有太搭配文字，所以方言之表達常常有侷限性。所以在台灣，就算不愛/會講國語的台灣人都無法百分之一百以台語溝通，因為有一些概念是台語本身沒有的，他們就必須用國語來表達。所以時常會聽到講台語的會「國」「台」語夾雜。
方言一個時常出現的特色就是有「音」沒「字」，所以有時會以國語中類似發音的文字來代替，以作為文字表達，例如在卡拉OK，台語歌都會用一些很奇怪的中文字來列出歌詞，如「歹勢」就是台語中「不好意思」的表達。
雖然廣東話也會出現有「音」沒「字」，有時用廣東話同音字來表達，例如用「錫」來表達「吻」，有時甚至用英文字母來表達，例如助語詞「D」，但廣東話跟台語有一點很不一樣，就是廣東話有「字」必有「音」，所以我們才可以不需用普通話或國語做中介就可以學中文文字。而台語則有「字」不一定有「音」。我有時會遇到一些中文字眼，要台灣朋友用台語發音，他們會說不會，或說台語不會這樣講。例如台灣都會將一些商業購物區稱作「商圈」，但台語就沒有這個詞語的發音。高雄捷運站中，有一個叫「後驛」，但台語發音實是「後站」。所以台語是根據傳統習慣來發音，因為沒有文字帶動，所以一直無法更新表達方式。
從這點上看，廣東話則沒有這方面的缺陷，也使廣東話脫離一般方言的特色，而能繼續演化更新。而實際上，很多廣東話都是古語，有「音」有「字」，也能追溯原字，不過很多人都忘卻了，例如香港人常將「畀」誤作為「比」。台語專家也認為台語作為河洛文化的分支也是有文字的，但明顯地，長期以口耳相傳的方式承繼演化後，實很難重建之。
2009年8月18日 星期二
2009年8月17日 星期一
一語成讖: 重載1994年在香港聯合報所發表的一篇短文
以下是我在1994年6月26日於香港聯合報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我想我的看法在九七年後真的應驗了。
九七問題的真正隱憂
近年中共對香港政策的收緊，使香港人將九七問題焦點集中在中共會否落實「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方面，而忽略了探討港人如何學習「自治」這個更加重要的問題。政制的爭拗將大眾視線過分集中在直選問題上，彷彿直選議席之多少，將會與「港人自治」的程度成正比關係。
其實，香港人爭取得越多政治自主權力，並不等同港人越會懂得自治。在這個殖民地上，政治的運作是透過一個開明專制的政府作主導，伴隨一套由西方引入的高效率行政體制作為執行機關，再加上一個公平獨立的司法制度，使香港能在相對穩定的環境下發展起來。一般市民在政治中的角色並不重要，而市民對政治亦不關心及認識。雖然近年政治民主化，將香港的政治氣氛不斷提升，但這並不能使香港人對政治有真正的認識，相反由於不同政治問題的爭拗，加上中共因素，使很多港人對政治產生恐懼症及持負面的態度。
從客觀事實看，魯平其實說得沒錯，香港的確是一個「經濟城市」。不少我們的上一代，從大陸來港定居都是為了逃避大陸的政治災難，他們對政治的態度都是負面的，政治是骯髒的，國民黨、共產黨都是一樣。他們來港只是為了找個安定的居所，避開他們所厭惡的政治。而年青一代，在香港所受的教育中，亦是很少接觸政治的話題，現在所謂發展公民教育，亦非真正地談政治。所以香港人對政治的態度、經驗及認知都不足以應付「港人治港」的任務。而且大部分港人只是向「錢」看，對社會毫無使命感，像這樣的一個城市還不是「經濟城市」麼？
英國人的統治，使香港市民不需要擔負重要的政治角色，而且他們亦成為社會各方利益衝突的緩衝及平衡者 (雖然他們並非絕對公正)。但當我們將來接手英國人的角色時，將會面對香港前所未有的管治問題。例如將來由港人擔任的行政首長極可能出現利益衝突的現象，我們如何處理？香港社會逐漸多元化，亦會產生更多的的利益集團的衝突。這些利益集團必然會透過政治民主化，為自身爭取更多利益，我們如何去協調呢？這些問題就算沒有大陸因素，我們亦要面對，但我們似乎並沒有作出任何準備。
民主派以為只要港人獲取了民主，一切都會順風順水。其實民主只是「工具」，他的好與壞要看條件的。如果條件不足夠，民主的理想效果未必能實現。現在我們條件之不足處，是在於對民主政治運作經驗的缺乏，加上市民對政治的冷感被動及部分利益集團將政治成為爭取純粹私人利益的工具，使我們不能有效運用我們已爭取到的民主。所以我們現在更急切去思考的課題，是如何將民主制度配套於香港這個特殊社會；同時思考如何將香港社會過渡到民主階段，這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實現的。
筆者相信，「港人治港」應該能在九七年後落實。中共並不欲求在行政上直接干涉香港。因為一方面大陸沒有這方面的人才去管理這個中共本身亦認為十分優越的行政體制；另一方面，給予「港人治港」實在是不想加重中共的行政負擔。當然間接干涉是很難避免的，但在形勢穩定的情況下，這些干涉並不會傷害市民利益。其實問題關鍵是香港人本身能否有效管治自己，這才是我們應該更加注視的問題，亦是九七問題的真正隱憂。
（時為 香港大學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生）
九七問題的真正隱憂
近年中共對香港政策的收緊，使香港人將九七問題焦點集中在中共會否落實「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方面，而忽略了探討港人如何學習「自治」這個更加重要的問題。政制的爭拗將大眾視線過分集中在直選問題上，彷彿直選議席之多少，將會與「港人自治」的程度成正比關係。
其實，香港人爭取得越多政治自主權力，並不等同港人越會懂得自治。在這個殖民地上，政治的運作是透過一個開明專制的政府作主導，伴隨一套由西方引入的高效率行政體制作為執行機關，再加上一個公平獨立的司法制度，使香港能在相對穩定的環境下發展起來。一般市民在政治中的角色並不重要，而市民對政治亦不關心及認識。雖然近年政治民主化，將香港的政治氣氛不斷提升，但這並不能使香港人對政治有真正的認識，相反由於不同政治問題的爭拗，加上中共因素，使很多港人對政治產生恐懼症及持負面的態度。
從客觀事實看，魯平其實說得沒錯，香港的確是一個「經濟城市」。不少我們的上一代，從大陸來港定居都是為了逃避大陸的政治災難，他們對政治的態度都是負面的，政治是骯髒的，國民黨、共產黨都是一樣。他們來港只是為了找個安定的居所，避開他們所厭惡的政治。而年青一代，在香港所受的教育中，亦是很少接觸政治的話題，現在所謂發展公民教育，亦非真正地談政治。所以香港人對政治的態度、經驗及認知都不足以應付「港人治港」的任務。而且大部分港人只是向「錢」看，對社會毫無使命感，像這樣的一個城市還不是「經濟城市」麼？
英國人的統治，使香港市民不需要擔負重要的政治角色，而且他們亦成為社會各方利益衝突的緩衝及平衡者 (雖然他們並非絕對公正)。但當我們將來接手英國人的角色時，將會面對香港前所未有的管治問題。例如將來由港人擔任的行政首長極可能出現利益衝突的現象，我們如何處理？香港社會逐漸多元化，亦會產生更多的的利益集團的衝突。這些利益集團必然會透過政治民主化，為自身爭取更多利益，我們如何去協調呢？這些問題就算沒有大陸因素，我們亦要面對，但我們似乎並沒有作出任何準備。
民主派以為只要港人獲取了民主，一切都會順風順水。其實民主只是「工具」，他的好與壞要看條件的。如果條件不足夠，民主的理想效果未必能實現。現在我們條件之不足處，是在於對民主政治運作經驗的缺乏，加上市民對政治的冷感被動及部分利益集團將政治成為爭取純粹私人利益的工具，使我們不能有效運用我們已爭取到的民主。所以我們現在更急切去思考的課題，是如何將民主制度配套於香港這個特殊社會；同時思考如何將香港社會過渡到民主階段，這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實現的。
筆者相信，「港人治港」應該能在九七年後落實。中共並不欲求在行政上直接干涉香港。因為一方面大陸沒有這方面的人才去管理這個中共本身亦認為十分優越的行政體制；另一方面，給予「港人治港」實在是不想加重中共的行政負擔。當然間接干涉是很難避免的，但在形勢穩定的情況下，這些干涉並不會傷害市民利益。其實問題關鍵是香港人本身能否有效管治自己，這才是我們應該更加注視的問題，亦是九七問題的真正隱憂。
（時為 香港大學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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