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公平」考試邏輯

某年我的香港朋友來台灣玩，住在台北車站附近的飯店。他很驚訝的問我為什麼晚上十點鐘還見到穿著校服的學生滿街走，不是放學很久嗎？　我說，他們是補習班下課的學生，這是台灣很普遍但並不尋常的現象。

在台灣，補習大多是為了應付升學及就業。說補習為了升學，相信香港人都能理解，因為香港也有為升學而辦的補習班。但說就業，可能香港人不一定能理解。因為在台灣很多行業都需要考試入職（起碼要考證照），而且主要是筆試。而職業性考試的最大宗就是公務人員考試，台灣通稱為「國家考試」。在香港，沒有聽過什麼公務員考試補習班。為什麼？因為香港的公務員考試是無法事先準備，因為考題範圍十分有彈性，也會牽涉到事時分析，既然無法透過事前密集操練來應考，自然就不會出現那些幫你死記硬背的 cram school。

香港這種情況對台灣人而言可能是不可思議，因為他們不能夠接受事先不能準備的考試。這裡所謂「準備」是指有明確的考試參考書，供考生事先準備。有學生認為，可以能使考生有所「準備」的考試才能算是「公平」考試。如果這邏輯應用於學校或升學的考試，或許香港人會理解及接受，因為這些考試本身就是測驗學生在固定範圍內的學術知識；但是應用於職業性的應徵考試，香港人則不一定會接受這說法。

能有所「準備」的考試才算公平之邏輯是，每一個人都能知道確實考試範圍，都能有相同機會閱讀到考題範圍的讀物，所以就不會有差別待遇，每一個皆在同一條起跑線上。這邏輯的謬誤是，僱主（包括政府）為什麼要讓每一位考生都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職業考試的功能就是找一些一早就跳出起跑線之傑出人才，他們能夠立刻應付各種考驗，有高度專業應變能力，以此來應付工作。其實，如其說沒有給考生準備機會，倒不如說僱主假設他們在過去學校（大學）教育中早已準備好了。

有趣的是，台灣的公務人員考試其實主要是考學術及課本知識，基本上是考一些可能大學已經學過的東西，不會考一些思考性及時事性的問題，但這些才是公務人員的基本能力所需，且無法補習的東西。而且，多數公務人員考試是沒有面試，即考生僅經過筆試就能做公務人員。明顯地，面試會有主觀性，使考試「不公平」。

以上的考試「公平觀」使民眾有一種趨向什麼考試皆要統一之傾向。舉一例。在台灣，持有教師資格的人要取得中小學校教席也要經過考試。少數是學校自行舉辦，多數是由地方政府教育局舉辦，因應成績分發到各學校任職。最近有一位我指導她寫論文的學校人事人員就主張，為了使準教師不用奔波各地考試(因為現在僧多粥少，教席不多)，也不用準備各地各校不同的考試，不如全國統一考試分發(當然也沒有面試)，全國考一次就好了。這又是公務人員「考試分發」的邏輯，免去因為教席競爭大所引起的紛爭，學校主管也免了涉入人事問題，應付關說。

其實，這邏輯是不對的。每一間學校皆有它個別的特色及需求，學校主管／校長的人事權不僅是「權」，也是一種「責任」；即是選「對」的人擔任教職是學校主管的責任。如果他沒有這人事權，他如何能承擔學校表現的責任？學校主管放棄人事權，將權力上交給政府機關，表面上是表現中立，最公平，實際上是不負責任。因此，縱然要準老師南北奔波，多作準備，也不應該將問題一直往中央集中。

這種很簡單的邏輯在台灣好像是一種「邪說」；相反，我跟一些香港人提及這台灣邏輯，他們卻覺得不可思議。

台灣近年一直推動教改，希望減少學生壓力，但面對台灣民眾上述的「公平」考試邏輯，我想教育部如何做都是不對。你說多元入學，希望使學生不用太多準備，但效果卻是使考生更多「準備」；如果你說考一些不能準備的東西（如課本以外的東西），民眾又會說不能準備的如何考？我想這種台灣文化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就是補習班，任何可以準備東西，他們都可以幫你補；但對我而言，補習班才是敗壞台灣教育的根源所在！

猩猩比人類「理性」，還是猩猩比人類「單純」

上星期政大社科院有一場演講，題目為「猩猩比人類理性？行為經濟學的啟示」。這題目看來十分有趣吸引。大家可能會問：猩猩竟然比人類理性？但我看到題目的反應是：有什麼奇怪，因為這是經濟學家所說的「理性」；基此，猩猩比人類理性是必然的。

我沒有聽該演講，但之後所發新聞稿中提到演講者以賽局理論「分錢遊戲」(Ultimate Game)為例，指出經濟學理論認為：當提案破裂，雙方都無法得到任何好處，所以即使勞方只能拿到一點點好處，無論1/5或1/10，至少都大於0，因此經濟學預測，「提案者會給得越少越好，因回覆者在理性考量下都會接受。」 但實際上，多數受試者不會接受不公平分配，還是希望選擇「五五分」，甚至可能因為分配金額不如預期而全盤拒絕。相較於人類的實驗結果不支持經濟學預測，有學者針對黑猩猩做此實驗，發現猩猩的反應反而符合假設，即使只拿到一點點也會覺得滿足，因而得出「猩猩比人類聰明」的結論。

講者解釋，人類會受到情緒左右，覺得拿太少、不甘心或不高興，就不接受提案，最後什麼都沒拿到。但黑猩猩沒有這種問題，不會跟錢過不去，對經濟學家而言，「這才是理性的決定。」

正如我在去年八月「什麼是『理性』？再解讀」一文所點出，人類大部分時間所作出的決定都是「不理性」，但我對「理性」之定義並非必然以經濟學家的狹義「自利觀」作為出發點。而是定義其為計算性的決策模式，因應決策者的目的，排除「感情」和「信任」，「冷漠地」獨立地作出最佳的選擇。 就此，在以上的分錢遊戲中，人類不接受妥協性的提案，並不一定代表他們不理性，也不一定是情緒左右，他們也可以基於冷靜的判斷。關鍵是，他們的目的是否為了追求「所分的金錢極大化」，我們也要看他們的價值優先順序為何。若果他們將「公平分配」視為最高的價值，不惜代價來維護這價值，那麼他們堅持「五五分」也是十分理性。就算最後一毛錢都分不到，也不代表他們不理性。

所謂「猩猩比人類理性(甚至聰明)」之結論倒不如說是「猩猩比人類單純」，牠們仍停留在馬斯洛(Maslow)的低層次需求。當然「單純」並非不好，有時「單純」的人會比較快樂。但當你不再單純時，你就很難回到單純。

人類社會也比猩猩社會複雜多，在大部分情況下，人類要處理的決策都不可能如以上賽局那麼純粹，考慮角度也比較多元，社會規約也比較多。猩猩社會談不攏，就大打一場，勝者為王。人類現代文明不太多可能那麼單純，那麼究竟考慮較多因素的決策是比較理性；還是如猩猩般的單純決策是比較理性呢？似乎我們不能這樣比較。請經濟學家不要以猩猩的單純角度來看人類，包括經濟學家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