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國大陸某大學行政管理學系來到我們政大公行系參訪，我當時陪同系主任接待來賓。座談其間，隨團的大陸學生詢問我們系主任，我們大學部學生是否可以自由選擇「導師」。我們系主任回答，公行系的大一及大二的學生「導師」是由系上分配，大三及大四同學可以自由選擇「導師」。
我一聽到他們的對話，就知道雙方「牛頭不搭馬嘴」，所以立刻插咀說明，臺灣大學所指的「導師」是課外生活輔導的老師；大陸所指的「導師」是他們畢業論文的指導老師；臺灣的大學生不用寫畢業論文。在這個情境中，雖然雙方好像是在用共同的語言溝通，但如果沒有我「搭橋」的話，雙方就不能達至基本的inter-subjectivity。
Inter-subjectivity是我近日常用的分析概念或分析途徑，特別用於政策語意分析當中。就這原於現象學的概念，一般中文翻譯為「互為主體性」或「主體間性」。但我偏愛自己的譯稱 ─ 共同主觀性。
根據Wikipedia，inter-subjectivity最基本而言是指人們之間對某情境的共同定義或理解。Thomas Scheff 定義 intersubjectivity 為「兩個或多個人之間共同擁有的主觀狀況」(the sharing of subjective states by two or more individuals)。
Inter-subjectivity 代表我們身處的世界不存在所謂完全客觀的狀況，我們是依賴五觀「主觀地」理解/詮譯這世界。縱然好像人類之間對物理世界有著共同的理解(其實個別的人士類對物理世界也會有不同於一般人的感觀，如聲稱有陰陽眼的人，他們所見到的世界跟我們就並不一樣)，但這只能說是我們之間存在「共同主觀性」。
但在社會世界中，inter-subjectivity是異常難以達至的。就算使用共同語言的族群中，人與人之間仍然充滿互相的誤解，對某些事情問題難以溝通(特別是關於人際社會關係的問題) ，更不用說有共同的看法， 繼而互相否定、猜疑、攻訐、中傷，充滿敵意，甚至仇視。Inter-subjectivity作為一種目的，並非要求大家對同一事情問題必須要有共同的看法，統一思想，它是容許shared divergence，即容許分歧之同時，各方應該認真理解對方的不同想法及立場，並非以簡單否定或敵視的方式對待與自己不同想法及立場之人。
我們對很多公共政策問題之處理就是欠缺inter-subjective。所謂客觀的科學證據或數字只能夠輔助，但不一定能建立inter-subjectivity。因為在沒有互信之下，任何的所謂證據或數字皆可以被理解為基於政治考量的人為操作。
民主審議(democratic deliberation)就是協助建立inter-subjectivity，建立不同利益立場者之間的溝通空間。這溝通空間是建基在真誠的投入，開放的態度，放下成見，更重要是放下對不同立場者的預設觀，及放下自己的算計。要具有這些前提條件的確很難，但仍是必須嘗試以達成民主升格的步驟。
以溝通能力而言，人類可能是一種十分低等的動物，但這或許吊詭地是由於人類文明進步所引致的。也許，到人類感觀能力可以進化到超越語言溝通時，就能簡單達至inter-subjectiv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