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正在邁進nation-building的過程。
Nation 一般被翻譯為民族，但它不必然指涉生物性的種族 (ethnicity)，它也可以指涉一種社會性的建構，將不同社群／種族的民眾凝聚在同一身分認同內。在過去，nation-building或其背後的nationalism(一般稱為「民族主義」)的目的是要建構新國家(state-building)，所以有時也會將nation 翻譯為「國族」，由移民及多種族構成的美國就是這種nation-building 的典型例子。
香港近年本土意識爆炸性的呈現，開始演化為一種nation-building的層次，但我不想在中文論述上視它為一種「國族主義」。我在2012年8月國民v.s.公民 國民教育v.s.公民教育 一文中寫道：「香港人不想有「國家價值」泰山壓頂地凌駕在香港的公共價值上．．．．［香港］強調都會居民的集體利益性，非國家性。或許香港經驗就是超越『國族主義』(nationalism)，建立新『政治體』典範的重要先驅。香港人絕非『無政府主義者』，但相信不少人是『無國家主義者』。」
但對無國家主義的香港人而言，其仍然需要建立一種公民身分識別來凝聚力量，以達到建立真正的自治領或城邦。Nation-building或類似的作為似乎仍不可或缺。為了反制中共的國家論述霸權，有論者重申 nation-building只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但同樣的反駁也可以應用在香港人身分的建構上，它絕對是由部分思想菁英策動建構的人為符號，對其標的群體建立「共同主觀性」(inter-subjectivity)。
不過，無論如何透過主觀「想像」或「論述建構」，但nation-building仍需要借助一些不為思想菁英主觀能建構出來的現象(不一定是事實)來達成目的。而香港的nation-building過程中所依附的現象有其一定的特殊性，就是對「落後外來政權」及「依附在該政權的群體」的鄙視及不滿，是一種排斥性的nation-building。這有點像國民政府收復臺灣後產生的政治及族群衝突相類似。但不同的是，國民黨1949年敗走臺灣後，其必須融入本土，最終被本土同化。
相對於戰後的臺灣，香港的情境是處身在不同的系絡中。對中共政權及其「人民」的鄙視並非在一九九七年回歸年之後馬上呈現，反而是在十數年後中國大陸經濟水準相對提升下產生，在香港高度依賴中國大陸經濟之下產生各種磨擦，從而造成各種反彈及排斥，促進nation-building的呈象。
我相信，如果香港的優越性在回歸後一直維持，甚至能持續影響中國大陸各方面的改革，香港的nation-building現象是不會出現。吊詭的是，香港的經濟及各種制度的優越性在回歸後慢慢被蠶蝕，不管是中共的刻意「再殖民」打壓或是香港統治／社會菁英本身的不思進取、唯利是圖或自我閹割所造成，一般香港人開始作出一些防衛反應，以強化香港與中國大陸的區隔，這主要是重拾香港的優越性，及突顯中國大陸在經濟起飛下的文化制度的差劣性。
所謂重拾香港的優越性，包括懷舊（最近出現很多對回歸前不同片段回憶的電視節目）、對廣東話／香港話的優越性論述或認同性論述。
所謂突顯中國大陸文化制度的差劣性，包括對中國暴發戶土豪行為不斷的揭示、針對大陸新移民及自由行各種違反香港習慣的行為。
更激進的，為了批評香港受到中國大陸的影響，甚至會將香港一些並非優越的特質也視為「寶」，如近日「澳牛的黃昏」一文對服務劣質的澳洲牛奶公司的懷緬。
整個nation-building主要是一些少數右翼本土派所帶動，但由於一般香港人與大陸人在香港空間的互動面不斷增加，緊張關係可以迅速擴大。當一些爆發性事件發生，就會觸動這種排斥性nation-building想像，即不論問題背後的複雜因素，一開始就尋找預設好的能容易辨識的敵人（如自由行旅客），進行攻擊，如最近港鐵頻繁出現運作事故所產生對大陸自由行人數限制的馬上聯繫。我們可以預期這種中港矛盾是會一觸即發，難以收拾。
但上述激進的nation-building僅是一種防衛性反應，它不會帶來進步的公民社會。右翼的nation-building 只會帶來自我麻醉和好勇鬥狠。如果這nation-building被排斥的對像是賦有相同的性格時，流血衝突是可以預期的，但這或許也是右翼本土派所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