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批評香港公務員在港英培訓下，水平很好，但只懂接受及執行命令，即使在回歸後當家作主，也「不知道怎樣當Boss(老闆)、怎樣當個Master(主人)」。這真是一個後知後覺的說法。
我一早已預見這問題(可參看我以往在網誌發表的相關文章)，瞭解到香港公務員的強項是執行力及專業性，但要他們處理政治問題及化解政治危機，擔任現在已多元化政治下的香港公共政策制定者．．．英國好像沒有給他們相關的訓練，或留下工作手冊。所以大陸找曾蔭權做特首是一個十分錯誤的決定，因為他只是一名「打工仔」，就算他是拿「政治家」的人工及銜頭。王光亞這番話或許是反映中共中央的後悔。
相對於香港，大陸的官員或許比較政治強，創造力也較強，但下面的公務員則不太專業，執行力視上面政治權威手段之運用而時強時弱，或將政治放第一，專業放第二。最近溫州鐵路意外或許就反映了這問題。從此處看，如果兩者只能擇其一，我寧願要執行力及專業性強的公務員，起碼民眾日常生活不會太受影響。
蔡子強認為王光亞斷錯症，認為問責制將制訂長遠政策的責任交予司局級官員，才是導致公務員缺乏方向的主因。我並不同意這說法。正如我在以前的文章指出，香港的資本主義發展是透過政府作為資本家代理人而得到高速發展。所以香港公務員的意識形態是在英殖民地資本主義發展邏輯下形塑出來的。他們本身就不能回應香港「地產霸權」問題話語下的社會問題，就如同1979年保守黨戴卓爾夫人執政時所面對的一批凱恩斯主義公務員的相同情況。當然，香港的問題並不是一個左派的執政者管理一批右派的公務員。問題是你要那些右派的公務員去處理當前的問題，他們的意識觀念不會跟說沒有「地產霸權」的唐英年差很遠。
我會同意的是，香港的AO政務官應該更涉入政策制定中，因為他們始終保有很多政府運作的相關經驗，而在沒有真正的政黨執政下，我們相對地依賴他們也是沒有選擇中的選擇。正因為這個現實，我並不同意AO要繼續「假裝」政治中立，既然叫得「政務官」就名副其實地做承擔政治責任的公務員，德國也有「政治性公務員」，這些高級文官必須與部長或問責官員理念一致才能擔任部長的副手，在香港或許就是擔任常務秘書的政務官。若部長因政治問責下台，這政治性公務員也要更換 (或暫時退休或回到非決策性下級職位)。
我想這是一種變通方法，也希望在這種政治化過程中培養多元化的政務官團隊，不是殖民地時代的單一思維政務官團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