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公平」考試邏輯

某年我的香港朋友來台灣玩，住在台北車站附近的飯店。他很驚訝的問我為什麼晚上十點鐘還見到穿著校服的學生滿街走，不是放學很久嗎？　我說，他們是補習班下課的學生，這是台灣很普遍但並不尋常的現象。

在台灣，補習大多是為了應付升學及就業。說補習為了升學，相信香港人都能理解，因為香港也有為升學而辦的補習班。但說就業，可能香港人不一定能理解。因為在台灣很多行業都需要考試入職（起碼要考證照），而且主要是筆試。而職業性考試的最大宗就是公務人員考試，台灣通稱為「國家考試」。在香港，沒有聽過什麼公務員考試補習班。為什麼？因為香港的公務員考試是無法事先準備，因為考題範圍十分有彈性，也會牽涉到事時分析，既然無法透過事前密集操練來應考，自然就不會出現那些幫你死記硬背的 cram school。

香港這種情況對台灣人而言可能是不可思議，因為他們不能夠接受事先不能準備的考試。這裡所謂「準備」是指有明確的考試參考書，供考生事先準備。有學生認為，可以能使考生有所「準備」的考試才能算是「公平」考試。如果這邏輯應用於學校或升學的考試，或許香港人會理解及接受，因為這些考試本身就是測驗學生在固定範圍內的學術知識；但是應用於職業性的應徵考試，香港人則不一定會接受這說法。

能有所「準備」的考試才算公平之邏輯是，每一個人都能知道確實考試範圍，都能有相同機會閱讀到考題範圍的讀物，所以就不會有差別待遇，每一個皆在同一條起跑線上。這邏輯的謬誤是，僱主（包括政府）為什麼要讓每一位考生都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職業考試的功能就是找一些一早就跳出起跑線之傑出人才，他們能夠立刻應付各種考驗，有高度專業應變能力，以此來應付工作。其實，如其說沒有給考生準備機會，倒不如說僱主假設他們在過去學校（大學）教育中早已準備好了。

有趣的是，台灣的公務人員考試其實主要是考學術及課本知識，基本上是考一些可能大學已經學過的東西，不會考一些思考性及時事性的問題，但這些才是公務人員的基本能力所需，且無法補習的東西。而且，多數公務人員考試是沒有面試，即考生僅經過筆試就能做公務人員。明顯地，面試會有主觀性，使考試「不公平」。

以上的考試「公平觀」使民眾有一種趨向什麼考試皆要統一之傾向。舉一例。在台灣，持有教師資格的人要取得中小學校教席也要經過考試。少數是學校自行舉辦，多數是由地方政府教育局舉辦，因應成績分發到各學校任職。最近有一位我指導她寫論文的學校人事人員就主張，為了使準教師不用奔波各地考試(因為現在僧多粥少，教席不多)，也不用準備各地各校不同的考試，不如全國統一考試分發(當然也沒有面試)，全國考一次就好了。這又是公務人員「考試分發」的邏輯，免去因為教席競爭大所引起的紛爭，學校主管也免了涉入人事問題，應付關說。

其實，這邏輯是不對的。每一間學校皆有它個別的特色及需求，學校主管／校長的人事權不僅是「權」，也是一種「責任」；即是選「對」的人擔任教職是學校主管的責任。如果他沒有這人事權，他如何能承擔學校表現的責任？學校主管放棄人事權，將權力上交給政府機關，表面上是表現中立，最公平，實際上是不負責任。因此，縱然要準老師南北奔波，多作準備，也不應該將問題一直往中央集中。

這種很簡單的邏輯在台灣好像是一種「邪說」；相反，我跟一些香港人提及這台灣邏輯，他們卻覺得不可思議。

台灣近年一直推動教改，希望減少學生壓力，但面對台灣民眾上述的「公平」考試邏輯，我想教育部如何做都是不對。你說多元入學，希望使學生不用太多準備，但效果卻是使考生更多「準備」；如果你說考一些不能準備的東西（如課本以外的東西），民眾又會說不能準備的如何考？我想這種台灣文化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就是補習班，任何可以準備東西，他們都可以幫你補；但對我而言，補習班才是敗壞台灣教育的根源所在！

猩猩比人類「理性」，還是猩猩比人類「單純」

上星期政大社科院有一場演講，題目為「猩猩比人類理性？行為經濟學的啟示」。這題目看來十分有趣吸引。大家可能會問：猩猩竟然比人類理性？但我看到題目的反應是：有什麼奇怪，因為這是經濟學家所說的「理性」；基此，猩猩比人類理性是必然的。

我沒有聽該演講，但之後所發新聞稿中提到演講者以賽局理論「分錢遊戲」(Ultimate Game)為例，指出經濟學理論認為：當提案破裂，雙方都無法得到任何好處，所以即使勞方只能拿到一點點好處，無論1/5或1/10，至少都大於0，因此經濟學預測，「提案者會給得越少越好，因回覆者在理性考量下都會接受。」 但實際上，多數受試者不會接受不公平分配，還是希望選擇「五五分」，甚至可能因為分配金額不如預期而全盤拒絕。相較於人類的實驗結果不支持經濟學預測，有學者針對黑猩猩做此實驗，發現猩猩的反應反而符合假設，即使只拿到一點點也會覺得滿足，因而得出「猩猩比人類聰明」的結論。

講者解釋，人類會受到情緒左右，覺得拿太少、不甘心或不高興，就不接受提案，最後什麼都沒拿到。但黑猩猩沒有這種問題，不會跟錢過不去，對經濟學家而言，「這才是理性的決定。」

正如我在去年八月「什麼是『理性』？再解讀」一文所點出，人類大部分時間所作出的決定都是「不理性」，但我對「理性」之定義並非必然以經濟學家的狹義「自利觀」作為出發點。而是定義其為計算性的決策模式，因應決策者的目的，排除「感情」和「信任」，「冷漠地」獨立地作出最佳的選擇。 就此，在以上的分錢遊戲中，人類不接受妥協性的提案，並不一定代表他們不理性，也不一定是情緒左右，他們也可以基於冷靜的判斷。關鍵是，他們的目的是否為了追求「所分的金錢極大化」，我們也要看他們的價值優先順序為何。若果他們將「公平分配」視為最高的價值，不惜代價來維護這價值，那麼他們堅持「五五分」也是十分理性。就算最後一毛錢都分不到，也不代表他們不理性。

所謂「猩猩比人類理性(甚至聰明)」之結論倒不如說是「猩猩比人類單純」，牠們仍停留在馬斯洛(Maslow)的低層次需求。當然「單純」並非不好，有時「單純」的人會比較快樂。但當你不再單純時，你就很難回到單純。

人類社會也比猩猩社會複雜多，在大部分情況下，人類要處理的決策都不可能如以上賽局那麼純粹，考慮角度也比較多元，社會規約也比較多。猩猩社會談不攏，就大打一場，勝者為王。人類現代文明不太多可能那麼單純，那麼究竟考慮較多因素的決策是比較理性；還是如猩猩般的單純決策是比較理性呢？似乎我們不能這樣比較。請經濟學家不要以猩猩的單純角度來看人類，包括經濟學家自己．．．．．

當今論述下的「政治」是什麼?

上篇貼文提出一個觀點，就是「政治」實際就是管理「集體情緒」。這是我對「政治」的重新定義。為何我會作出如此的定義呢？

孔子日：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對孔子而言，政治就是領導人行正道，作為全民的表率。
孫中山對政治的定義開始變得工具性：政是眾人之事，治是管理，政治就是管理眾人之事。
政治在西方政治學而言就是行使「強制力」(coercive power)的問題，即相對於經濟學的自願交換，政治就是利用強制力來作資源分配。在民主國家，強制力必須是經過全民授權的政府行使才有正當性。

當以上所論的政治仍是一種有秩序的「權力」運作時，當今的論述慢慢將政治與非理性、非專業、非法律、民粹等概念扯上密切關係。任何出現想跳脫既有秩序來處理問題之意圖，就會被賦予「政治化」標籤。大學要不要漲學費，不是學校財政問題，是民眾的反應問題；燃油漲價不僅是國外原油漲價所帶來的成本問題，更是中油管理不善，使民眾反感的問題。縱然以上種種問題皆有箇中的實務因由，也牽涉管理弊端，但對大眾而言，就是感覺「不舒服」、「不爽」的問題。而現在政客及官員的工作就是如何使大家「舒服」一點，所以就不能用既有的方法處理問題，就是不斷否定既有秩序來處理問題，即是一般所指的「政治手段」（如凍漲學費）。以此來(暫時)撫平民眾的情緒。

不管是有民主的台灣，還是沒有民主的香港及中國大陸，政治的涵義越來越是管理大眾「集體情緒」。在現今資訊發達之世代(特別是互聯網出現後)，每天都有人在「煽動」「集體情緒」，官員就是疲於奔命處理「集體情緒」，現在流行的「危機管理」某程度上就是擺平集體情緒或集體不安。我雖然用「煽動」一詞，但這並非全是貶意，因為在政治市場中，你不煽動一下，沒有人會管你，也達不到你想人家注意的目的。

其實大部分人「心理上」都不愛「政治」，但有趣的是，正如亞利士多德所說的，人是政治動物。人的行為是非常政治的，因為人總是愛跳到公共空間「公議」事情(包括人家的私事)，說「是非」，不知不覺製造公眾壓力及情緒。

當人們越來越對既有制度不信任時，他們必然會「政治化」地要求打破既有秩序。雖然過去的歷史也是如此，但現在好像大家都愛「破而不立」、「立而不用」，永遠都在集體情緒中徘徊．．．．．

香港特首：好人、工人、蠢人、壞人

如果我們將過去、現任及正在競逐香港特首的候選人給予簡單標籤的話，大家可以用好人、工人、蠢人、壞人來形容。「好人」是形容董建華。雖然他因政策失誤而黯然下台，但大家會同意董伯伯是個好人，只是好心做壞事，不適合做政治家。「工人」是形容曾蔭權。煲呔曾因董伯伯腳痛，意外地做了特首，一個打了三十幾四十年的公務員，一向聽聽話話做事就可以的人，突然要他由工人變老闆好像不太適應，縱然嘗試由「打好份工」轉為做「政治家」，但他似乎最多僅能做個「工頭」，最近這「工頭」出事，就有評論認為由於沒人「head 住他」，所以失去分寸了。如果這評論是中肯的話，證明他只配做個「工人」，做了七年特首都未upgrade。　

競逐未來特首有三位候選人，其中何俊仁由於本身有點陪跑心態 (我想日後真的有直選必不會找他上陣)，似乎無法（被）突出什麼形像，所以不好意思，必須將他繼續邊緣化。至於「蠢人」，不言而喻是指唐英年；而「壞人」，就是梁振英。

如果現在時空錯亂，這四位「人兄」一起選特首，香港人也可以投票的話，最多香港人會選誰呢？我想是董建華。因為起碼董伯伯是有「心」做事的人；煲呔曾只會小人得道，得意忘形；唐英年不用講；梁振英則怕「hold唔住佢」，都不知道他心裡想什麼，一定是壞透的人。

但對我而言，我仍會維持我在《台港四「英」對決的聯想》的想法，挑「壞人」梁振英。其實經過一定政治歷練的香港應該知道「好人」是做不好特首的，他無法駕馭社會複雜的狀況，特別現在已不是殖民地時代那麼好管治。政治實際就是管理「集體情緒」。所以「工人」煲呔曾一定做不好，煲呔曾只會打政治「順境ball」，一面對政治逆境就失態了。不要說管理社會「集體情緒」，連自己的情緒也管不好。

有些人會認為在「蠢人」與「壞人」之間，他們寧願選「蠢人」，因為現在揭發唐所犯的錯誤都是私人問題，跟公眾利益無關；而梁的「疑案」都涉及公眾利益。面對「蠢人」，香港人會比較放心，hold 得住他，最多多點笑話。但我會說「蠢人」並非不是「壞人」，是壞起來很蠢而已，人家都看得到，他以為人家看不到；有時做錯事都不知道，被人利用都不知道的「傻」壞人。

其實，梁到現在都沒有給人家拿到什麼確實做壞事的證據。如果他真的是「壞人」，那麼他在這「壞透」的政治社會中生存能力算頗高，以他沒有很多政商密友的關係下，理應一早給人家捅死才對？香港人要習慣假設政治人物就是「壞人」，不要打算選好人，只要他做給我們看的事對香港有利就可以。現在媒體那麼發達，我們一直盯著這壞人就可以了，這壞人一定不會隨便做壞事。其實，現在真的壞人是不會愛做那麼高曝光度的角色，他們會愛做低調的幕後黑手。我們最怕是蠢的壞人，因為「人蠢冇藥醫」，一大堆真的壞人(如大財團)會從幕後操控這蠢人，但大家無法盯著他們。如果梁振英是一個孤獨的壞人，那麼我們比較放心才對。

我為什麼來到台灣? 來台十年感言(三)

以前寫了我為什麼離開香港，但沒有寫過我為什麼來到台灣。很多人第一次認識我的時候都會問為什麼我會來台灣工作。我的簡單回答是：偶然機會 ─ 在澳洲國立大學(我攻讀博士的學校)一次學術研討會認識了一位來自台灣同一博士論文指導教授的學長介紹我來台灣工作。

其實，任何決定都不會是偶然，雖然機會是偶然。我在遇到那位學長之前就有想過來台灣發展，不過當時台灣學術界對外頗為封閉，最後想不到我真的來了，還待了那麼久。就如同我人生幾個重大轉折點一樣(理科中學畢業後轉去讀文科大學預科; 大學歷史系畢業，轉去讀政治學碩士)，一切好像是我的選擇，但有時又覺得是命運在幫我舖排一條特殊的道路，在命運的選擇上引導我到這裡來，因為每次的抉擇也不是真的有很多可選的選項。

我剛來到服務的私立大學也不是什麼名校，起薪比我離開香港(1998年)去澳洲攻讀博士前的助教工作還要低，試想想有多少人願意屈就做這樣的工作？但最後在不看好香港學術界的前景下，我毅然踏出這一步，來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且不是台北，而是生活機能一點都不方便的高雄郊區。

更可怕的是，當工作半年後，系內人事大地震，原本系內共有五位老師(不包括我)，竟然一次出走三位，剩下三個人做事。雖然很快補了一個人，但在香港的大學工作過的我，很難想像如何一個系只有三、四位老師撐著。但正是這樣的突變，我可以參與更多的策劃工作，更快瞭解台灣的情況，也很快輪到我當上系主任，由此建立更多的人脈。回頭看，這也是因禍得福。只要把握機會，「危」也可以轉「機」。

六年半的高雄生活後，我來到台北現在的大學工作。這也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因為我竟然變成一個公共行政學者，且集中在人事行政／人力資源的議題。其實我並非公共行政學出身，雖然有攻讀政治學碩士，但主要集中在中國研究，絕非公共行政領域。不過，我過去也非完全沒有觸踫公共行政的東西，在香港中文大學當助教時，我就是幫忙公共行政的科目，所以以往已看了一些公共行政著作。大部分公共行政的東西都是無師自通。有時候想，這樣沒有框框綁著自己的摸索性及問題導向學習或許對研究工作更有幫助。我在公共行政學界所發表的文章大多不依傳統台灣公共行政學者的寫作習慣，不論寫作風格及命題都跳出他們的習慣框架。雖然面對一定的阻力，但不少本地學術界的前輩及同儕也對我寄予肯定，特別就我的理論論述上；考試院的長官也注意到我的研究成果，邀請進行相關人事政策的研究計畫。回頭看，相信如果我在香港發展的話，一定不會有這樣的成果。最起碼，香港政府不會對我的研究有任何重視(應該說在香港很難做到我在台灣做的研究)，或許說我在香港僅會繼續做中國研究的項目，其實務作用應該會更少。

不過，縱然在台灣待了那麼久，我並沒有很「台灣」，大部分本地人不會覺得很我是台灣人，我也愛拉香港與台灣比較；但回到香港，朋友也覺得我已經不是香港人，因為我也會在香港朋友面前講台灣的優點。不知不覺中，我將自己與香港和台灣都保持著一種arm's length的距離，不想作太強烈的身分認同或以太香港或台灣本位出發。現在人家問我是什麼人，我都會回答，我是地球人，更愛說我是外星人．．．．

從低級難民營到高級難民營的香港 :來台十年感言 (二)

最近在香港買了一本論文集「香港 ．生活．文化」(Oxford 2011) ，其收錄了一篇我以前大學同學，現任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系老師張少強 (以前我們同學愛叫他綽號：珠姐) 的一篇論文：「香港：地緣政治與香港研究」。其文中序言寫道：「﹝回歸後的香港﹞要變的沒有變，不要變的卻在變，一切都是好像改不過去但又留不下來，已起變化但又原封不動，總令香港深陷煩厭的自我鬥爭，但又看不見令人愉悅的結果，反而只有一輪接一輪無奈的現實，迫使港人的自我追求長期撲空，找不著屬於自己的終點。」 珠姐引用Ackbar Abbas的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我譯為：消逝式政治)概念，指出香港的事物永遠處於同時出現，又同時消失的狀態。

若聯繫到前文「來台十年感言(一)」的「難民營 」論述，不難解釋這種奇特的「消逝式政治」產生的緣由。為什麼「要變的沒有變，不要變的卻在變，一切都是好像改不過去但又留不下來，已起變化但又原封不動」？ 想變但變不了的是香港是一個難民營之本質，不要變但留不住的也是難民營本身。因為難民營是一個來去匆匆的地方，沒有人想長期待在那裡，所以來自不同地方的難民會不斷進進出出，所以難民營的外觀(特別是難民，及其居住空間)是不斷在變。難民營的生活種種及來自不同難民自發發展出來的文化對某些人而言會成為一些值得回味及想竭力保留的文化遺產。然而由於難民不會在難民營扎根(最多只有兩代)，所以很難保留這些零碎的文化片段，因為來自不同文化的難民或新來的難民不會對這些「零碎」過去有任何感情，所保留的僅為一些有商業價值的文化糟粕，例如茶餐廳。這種不斷的變化正是難民營的本質不變所導致。所以香港不變正是它的「失憶文化」，這也是難民營文化。

台灣雖然是移民社會，也有不少從大陸移台的難民，但由於經歷超過百年的扎根生活，所以早已擺脫難民營的本質。而隨國民黨來台的外省人也已被本省文化同化。以前外省的國軍眷村就像本文所指的「難民營」一樣，來自大陸各省各地的難民聚居在一起，發展出自己的獨立的生活文化，但現在眷村已經逐漸消逝，走入博物館(新竹就建立了眷村博物館)作為歷史記錄了。

但香港仍然擺脫不了難民營文化之窠臼，而且自以為不斷翻新難民營的外觀就是發展，將過去的低級難民營upgrade到高級難民營就是進步。這高級難民營的意識形態就是：

1. 貪新惡舊：一切阻礙經營(更大)生意的舊事物都要踢走，除非你將舊東西重新包裝成(更有)商業價值的(新)東西；所以很多香港的老店都不保，讓渡給可帶來更大回報的商店。




2. 愛富厭貧：要富有的難民，不要窮難民，更不要那些來搶福利的弱勢難民；包括已住在難民營的舊弱勢難民也有共同的想法；




3. 對難民輸出地既愛且怕：要多點跟大陸融合，方便輸出難民及他們手上所擁有的資源；但又怕與大陸太融合，使香港與大陸的區隔模糊化，失去香港難民營的商業的價值。

高級難民營發展最大的障礙就是留下來沒有移出的弱勢難民及其在難民營誕下的新一代(80後)之反彈，這些「不長進」的難民早就應該在難民營中消失，騰出空間給更有發展潛力的新移民，但現在他們卻要落地生根，搞什麼本土意識，不想香港仍是一所難民營，實在「太顛覆」。

這些人的新意識跟香港難民營的本質處於強烈的緊張關係，但這些處於弱勢的落地生根者根本無法進入建制，同時也沒法抗拒「難民營」意識形態「霸權」的誘惑 (自由資本主義)及代表其之一切論述。所以不難理解為何會感到「總令香港深陷煩厭的自我鬥爭，但又看不見令人愉悅的結果，反而只有一輪接一輪無奈的現實，迫使港人的自我追求長期撲空，找不著屬於自己的終點」。

香港(仍)是超載的中國政治經濟難民營: 來台十年感言(一)

到了今年一月底，我已在台工作十年。台港這十年的變化是驚人的，所謂「驚人」並非指其跳出我預期之軌跡(參看我部落格的前文)，而是在我預期的軌跡中加速前進。當然也有一些我意想不到的發展，特別是台港關係的緊密性提升。我在十年前來台時，香港與台灣的「深度」交流仍然很少，我選擇來台工作是非常異數。但近年台港兩地交流密切，除了旅遊外，學術界甚至政界(政黨)交流都變得活躍。香港以往的優勢形象也因近年台灣的多方面發展躍升而被黯然失色，除了民主化外，文化藝術、產業發展以至環保政策等面向縱然面對很多障礙及挫折，但仍比香港邁進更多的步伐。而以「吏」治市的香港在很多方面仍然是原地踏步，甚至使人感到倒退。

近日相關大陸與香港人的衝突問題更突顯香港地位的原地踏步。內地孕婦來港產子、大陸暴發戶炒貴香港房地產、搶奶粉、(總的而言就是)搶生活空間，在在反映以上之論點。什麼論點？就是香港仍如97回歸前在大中華地區扮演政治經濟難民營的角色，而且現在是「超載」的。一般香港輿論對以上問題的回應大多基於香港本位出發，將焦點放在法律、中港文化及價值差異之框架上，以一般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心態以「衝擊」回應「衝擊」。

我也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但就這問題，我想用一個歷史大框架分析。香港如台灣一樣是一個移民社會，但跟台灣不一樣的是，香港的移民潮並沒有像台灣般明顯間斷，從1840年代開埠以來，移民不斷，而且大部分是從中國內地移入，大部分的移民都是為了「避禍」或「求生」而來到香港的「難民」。我的祖宗也是因大陸1949年解放避禍求生而來到香港生活。這些避禍求生的移民成為香港發展的重要養分，也成為負擔。所謂養分是他們帶來資本(解放後來港的上海資本)，帶來各式各樣的勞動力。在自由經濟體制下，他們獲得發揮的機會；在中國大陸處於體制落後、內戰及封閉下，高速獲得成就。移民之負擔是人口高速膨漲下的生活空間問題，例如我小時候，山邊木屋問題就長期困擾香港，直到公屋及居屋政策出台後，才獲至基本解決。

雖然香港一直是移民社會，但這不僅是移入，也有移出的過程。不少新界原居民，在英殖民地統治下，移民英國；日治時期又「趕」走了一批；97回歸又「嚇」走了一批。所以這移民社會一直是有流動性，沒有歸屬性，但97前後留下來的，在香港落地生根的，開始「發現/展」自己的本土性，開始跟大陸新移民或大陸來港者區隔。對一些異於港人生活習慣或衝擊土生土長者利益的行為開始「反彈」。回顧歷史，這種區隔及反彈並非始於97年，大家還記得70~80年代的越南難民問題嗎？我們不是很反彈越南人嗎？ 我們80年代說大陸新移民是「阿燦」是另一例子。

但97後之反彈跟回歸前之反彈不一樣是在於過去的「難民」大多是「弱勢難民」，而現在的大多是「強勢難民」。難民也有「強勢」？有的，解放時期來港的為數不多的上海資本家不是難民嗎？但因為他們為香港帶來經濟發展養分，香港之本土性也沒有發展起來，所以沒有人會(或有能力)反彈他們而已。近年來香港搶生活空間的也是難民？大陸不是經濟起飛嗎？香港越來越靠大陸生存，還有難民嗎？弔詭的是，大陸經濟那麼好，他們還來香港彈丸之地搶東西，這不是很奇怪嗎？對，他們也是難民而已，在大陸政府糟糕的管治下，他們要來香港買「非」黑心產品，來香港可靠的醫療體系產子，為下一代獲取香港人身分，接受香港的教育。 他們仍然是「可憐」之難民，但香港人現在不太想可憐他們，因為他們是「強勢」及有「侵略性」的可憐人 (如電影「阿凡達」中的地球人)。

在大陸，這批相對有錢的人並沒有安全感，他們還在「走難」(搵快錢、插隊、在港鐵車廂吃飯也是「走難」DNA的表現)；最有能力的會「走難」去歐美國家。香港只是他們的次選，不過香港是最方便的選擇，因為香港已經回歸，但其回歸後仍然是「自由」的世界，政府仍然如英殖民時代扮演「政治中立」角色。而香港作為「境外」地區，也方便大陸貪官暴發戶「難民」來港「洗錢」及「藏錢」。香港仍然是最佳的中國政治經濟避難所。

不少大陸知識分子希望香港回歸後要「撐住」，扮演中國和平演變的推手。但這對香港(人)太沉重了，大部分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也無心為「祖國」奉獻，因為自己都「顧唔掂」(大陸現在時髦說法是「hold不住」)。香港仍然僅是中國政治經濟發展多方缺陷下的避難港，但跟97回歸前不一樣的是，現在已經「超載」了 ，香港人的外移流動已經減緩了。現在中港的民間矛盾之惡化正是這種「超載」的表現。

說到底，香港並不想做難民營，縱然在擔任難民營中意外地獲得好處。香港也沒有能力處理這難民營問題 (什麼修法僅能治標而已)，因為問題根本是在中國大陸。在大吹大擂三十年改革開放之成就時，為什麼還有一大批「難民」到香港「避難」？如果改革開放真的成功，還會有人來香港搶東西嗎？中國大陸政府領導人應多作反省吧！香港的輿論也要跳脫香港本位思考這問題，因為從香港本位看這問題是看不到這問題的本質及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