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來到台灣? 來台十年感言(三)

以前寫了我為什麼離開香港，但沒有寫過我為什麼來到台灣。很多人第一次認識我的時候都會問為什麼我會來台灣工作。我的簡單回答是：偶然機會 ─ 在澳洲國立大學(我攻讀博士的學校)一次學術研討會認識了一位來自台灣同一博士論文指導教授的學長介紹我來台灣工作。

其實，任何決定都不會是偶然，雖然機會是偶然。我在遇到那位學長之前就有想過來台灣發展，不過當時台灣學術界對外頗為封閉，最後想不到我真的來了，還待了那麼久。就如同我人生幾個重大轉折點一樣(理科中學畢業後轉去讀文科大學預科; 大學歷史系畢業，轉去讀政治學碩士)，一切好像是我的選擇，但有時又覺得是命運在幫我舖排一條特殊的道路，在命運的選擇上引導我到這裡來，因為每次的抉擇也不是真的有很多可選的選項。

我剛來到服務的私立大學也不是什麼名校，起薪比我離開香港(1998年)去澳洲攻讀博士前的助教工作還要低，試想想有多少人願意屈就做這樣的工作？但最後在不看好香港學術界的前景下，我毅然踏出這一步，來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且不是台北，而是生活機能一點都不方便的高雄郊區。

更可怕的是，當工作半年後，系內人事大地震，原本系內共有五位老師(不包括我)，竟然一次出走三位，剩下三個人做事。雖然很快補了一個人，但在香港的大學工作過的我，很難想像如何一個系只有三、四位老師撐著。但正是這樣的突變，我可以參與更多的策劃工作，更快瞭解台灣的情況，也很快輪到我當上系主任，由此建立更多的人脈。回頭看，這也是因禍得福。只要把握機會，「危」也可以轉「機」。

六年半的高雄生活後，我來到台北現在的大學工作。這也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因為我竟然變成一個公共行政學者，且集中在人事行政／人力資源的議題。其實我並非公共行政學出身，雖然有攻讀政治學碩士，但主要集中在中國研究，絕非公共行政領域。不過，我過去也非完全沒有觸踫公共行政的東西，在香港中文大學當助教時，我就是幫忙公共行政的科目，所以以往已看了一些公共行政著作。大部分公共行政的東西都是無師自通。有時候想，這樣沒有框框綁著自己的摸索性及問題導向學習或許對研究工作更有幫助。我在公共行政學界所發表的文章大多不依傳統台灣公共行政學者的寫作習慣，不論寫作風格及命題都跳出他們的習慣框架。雖然面對一定的阻力，但不少本地學術界的前輩及同儕也對我寄予肯定，特別就我的理論論述上；考試院的長官也注意到我的研究成果，邀請進行相關人事政策的研究計畫。回頭看，相信如果我在香港發展的話，一定不會有這樣的成果。最起碼，香港政府不會對我的研究有任何重視(應該說在香港很難做到我在台灣做的研究)，或許說我在香港僅會繼續做中國研究的項目，其實務作用應該會更少。

不過，縱然在台灣待了那麼久，我並沒有很「台灣」，大部分本地人不會覺得很我是台灣人，我也愛拉香港與台灣比較；但回到香港，朋友也覺得我已經不是香港人，因為我也會在香港朋友面前講台灣的優點。不知不覺中，我將自己與香港和台灣都保持著一種arm's length的距離，不想作太強烈的身分認同或以太香港或台灣本位出發。現在人家問我是什麼人，我都會回答，我是地球人，更愛說我是外星人．．．．

從低級難民營到高級難民營的香港 :來台十年感言 (二)

最近在香港買了一本論文集「香港 ．生活．文化」(Oxford 2011) ，其收錄了一篇我以前大學同學，現任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系老師張少強 (以前我們同學愛叫他綽號：珠姐) 的一篇論文：「香港：地緣政治與香港研究」。其文中序言寫道：「﹝回歸後的香港﹞要變的沒有變，不要變的卻在變，一切都是好像改不過去但又留不下來，已起變化但又原封不動，總令香港深陷煩厭的自我鬥爭，但又看不見令人愉悅的結果，反而只有一輪接一輪無奈的現實，迫使港人的自我追求長期撲空，找不著屬於自己的終點。」 珠姐引用Ackbar Abbas的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我譯為：消逝式政治)概念，指出香港的事物永遠處於同時出現，又同時消失的狀態。

若聯繫到前文「來台十年感言(一)」的「難民營 」論述，不難解釋這種奇特的「消逝式政治」產生的緣由。為什麼「要變的沒有變，不要變的卻在變，一切都是好像改不過去但又留不下來，已起變化但又原封不動」？ 想變但變不了的是香港是一個難民營之本質，不要變但留不住的也是難民營本身。因為難民營是一個來去匆匆的地方，沒有人想長期待在那裡，所以來自不同地方的難民會不斷進進出出，所以難民營的外觀(特別是難民，及其居住空間)是不斷在變。難民營的生活種種及來自不同難民自發發展出來的文化對某些人而言會成為一些值得回味及想竭力保留的文化遺產。然而由於難民不會在難民營扎根(最多只有兩代)，所以很難保留這些零碎的文化片段，因為來自不同文化的難民或新來的難民不會對這些「零碎」過去有任何感情，所保留的僅為一些有商業價值的文化糟粕，例如茶餐廳。這種不斷的變化正是難民營的本質不變所導致。所以香港不變正是它的「失憶文化」，這也是難民營文化。

台灣雖然是移民社會，也有不少從大陸移台的難民，但由於經歷超過百年的扎根生活，所以早已擺脫難民營的本質。而隨國民黨來台的外省人也已被本省文化同化。以前外省的國軍眷村就像本文所指的「難民營」一樣，來自大陸各省各地的難民聚居在一起，發展出自己的獨立的生活文化，但現在眷村已經逐漸消逝，走入博物館(新竹就建立了眷村博物館)作為歷史記錄了。

但香港仍然擺脫不了難民營文化之窠臼，而且自以為不斷翻新難民營的外觀就是發展，將過去的低級難民營upgrade到高級難民營就是進步。這高級難民營的意識形態就是：

1. 貪新惡舊：一切阻礙經營(更大)生意的舊事物都要踢走，除非你將舊東西重新包裝成(更有)商業價值的(新)東西；所以很多香港的老店都不保，讓渡給可帶來更大回報的商店。




2. 愛富厭貧：要富有的難民，不要窮難民，更不要那些來搶福利的弱勢難民；包括已住在難民營的舊弱勢難民也有共同的想法；




3. 對難民輸出地既愛且怕：要多點跟大陸融合，方便輸出難民及他們手上所擁有的資源；但又怕與大陸太融合，使香港與大陸的區隔模糊化，失去香港難民營的商業的價值。

高級難民營發展最大的障礙就是留下來沒有移出的弱勢難民及其在難民營誕下的新一代(80後)之反彈，這些「不長進」的難民早就應該在難民營中消失，騰出空間給更有發展潛力的新移民，但現在他們卻要落地生根，搞什麼本土意識，不想香港仍是一所難民營，實在「太顛覆」。

這些人的新意識跟香港難民營的本質處於強烈的緊張關係，但這些處於弱勢的落地生根者根本無法進入建制，同時也沒法抗拒「難民營」意識形態「霸權」的誘惑 (自由資本主義)及代表其之一切論述。所以不難理解為何會感到「總令香港深陷煩厭的自我鬥爭，但又看不見令人愉悅的結果，反而只有一輪接一輪無奈的現實，迫使港人的自我追求長期撲空，找不著屬於自己的終點」。

香港(仍)是超載的中國政治經濟難民營: 來台十年感言(一)

到了今年一月底，我已在台工作十年。台港這十年的變化是驚人的，所謂「驚人」並非指其跳出我預期之軌跡(參看我部落格的前文)，而是在我預期的軌跡中加速前進。當然也有一些我意想不到的發展，特別是台港關係的緊密性提升。我在十年前來台時，香港與台灣的「深度」交流仍然很少，我選擇來台工作是非常異數。但近年台港兩地交流密切，除了旅遊外，學術界甚至政界(政黨)交流都變得活躍。香港以往的優勢形象也因近年台灣的多方面發展躍升而被黯然失色，除了民主化外，文化藝術、產業發展以至環保政策等面向縱然面對很多障礙及挫折，但仍比香港邁進更多的步伐。而以「吏」治市的香港在很多方面仍然是原地踏步，甚至使人感到倒退。

近日相關大陸與香港人的衝突問題更突顯香港地位的原地踏步。內地孕婦來港產子、大陸暴發戶炒貴香港房地產、搶奶粉、(總的而言就是)搶生活空間，在在反映以上之論點。什麼論點？就是香港仍如97回歸前在大中華地區扮演政治經濟難民營的角色，而且現在是「超載」的。一般香港輿論對以上問題的回應大多基於香港本位出發，將焦點放在法律、中港文化及價值差異之框架上，以一般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心態以「衝擊」回應「衝擊」。

我也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但就這問題，我想用一個歷史大框架分析。香港如台灣一樣是一個移民社會，但跟台灣不一樣的是，香港的移民潮並沒有像台灣般明顯間斷，從1840年代開埠以來，移民不斷，而且大部分是從中國內地移入，大部分的移民都是為了「避禍」或「求生」而來到香港的「難民」。我的祖宗也是因大陸1949年解放避禍求生而來到香港生活。這些避禍求生的移民成為香港發展的重要養分，也成為負擔。所謂養分是他們帶來資本(解放後來港的上海資本)，帶來各式各樣的勞動力。在自由經濟體制下，他們獲得發揮的機會；在中國大陸處於體制落後、內戰及封閉下，高速獲得成就。移民之負擔是人口高速膨漲下的生活空間問題，例如我小時候，山邊木屋問題就長期困擾香港，直到公屋及居屋政策出台後，才獲至基本解決。

雖然香港一直是移民社會，但這不僅是移入，也有移出的過程。不少新界原居民，在英殖民地統治下，移民英國；日治時期又「趕」走了一批；97回歸又「嚇」走了一批。所以這移民社會一直是有流動性，沒有歸屬性，但97前後留下來的，在香港落地生根的，開始「發現/展」自己的本土性，開始跟大陸新移民或大陸來港者區隔。對一些異於港人生活習慣或衝擊土生土長者利益的行為開始「反彈」。回顧歷史，這種區隔及反彈並非始於97年，大家還記得70~80年代的越南難民問題嗎？我們不是很反彈越南人嗎？ 我們80年代說大陸新移民是「阿燦」是另一例子。

但97後之反彈跟回歸前之反彈不一樣是在於過去的「難民」大多是「弱勢難民」，而現在的大多是「強勢難民」。難民也有「強勢」？有的，解放時期來港的為數不多的上海資本家不是難民嗎？但因為他們為香港帶來經濟發展養分，香港之本土性也沒有發展起來，所以沒有人會(或有能力)反彈他們而已。近年來香港搶生活空間的也是難民？大陸不是經濟起飛嗎？香港越來越靠大陸生存，還有難民嗎？弔詭的是，大陸經濟那麼好，他們還來香港彈丸之地搶東西，這不是很奇怪嗎？對，他們也是難民而已，在大陸政府糟糕的管治下，他們要來香港買「非」黑心產品，來香港可靠的醫療體系產子，為下一代獲取香港人身分，接受香港的教育。 他們仍然是「可憐」之難民，但香港人現在不太想可憐他們，因為他們是「強勢」及有「侵略性」的可憐人 (如電影「阿凡達」中的地球人)。

在大陸，這批相對有錢的人並沒有安全感，他們還在「走難」(搵快錢、插隊、在港鐵車廂吃飯也是「走難」DNA的表現)；最有能力的會「走難」去歐美國家。香港只是他們的次選，不過香港是最方便的選擇，因為香港已經回歸，但其回歸後仍然是「自由」的世界，政府仍然如英殖民時代扮演「政治中立」角色。而香港作為「境外」地區，也方便大陸貪官暴發戶「難民」來港「洗錢」及「藏錢」。香港仍然是最佳的中國政治經濟避難所。

不少大陸知識分子希望香港回歸後要「撐住」，扮演中國和平演變的推手。但這對香港(人)太沉重了，大部分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也無心為「祖國」奉獻，因為自己都「顧唔掂」(大陸現在時髦說法是「hold不住」)。香港仍然僅是中國政治經濟發展多方缺陷下的避難港，但跟97回歸前不一樣的是，現在已經「超載」了 ，香港人的外移流動已經減緩了。現在中港的民間矛盾之惡化正是這種「超載」的表現。

說到底，香港並不想做難民營，縱然在擔任難民營中意外地獲得好處。香港也沒有能力處理這難民營問題 (什麼修法僅能治標而已)，因為問題根本是在中國大陸。在大吹大擂三十年改革開放之成就時，為什麼還有一大批「難民」到香港「避難」？如果改革開放真的成功，還會有人來香港搶東西嗎？中國大陸政府領導人應多作反省吧！香港的輿論也要跳脫香港本位思考這問題，因為從香港本位看這問題是看不到這問題的本質及真相。

我的思想十幾廿年來都頗一致: 重載1995年一篇評論: 對宗教化商業機構的批判

對宗教化商業機構的批判（原載於香港聯合報1995年4月15日）

所謂宗教化商業機構，是指那些強調提供商業服務為一種「幫助」客戶解決困難及需要的公司。這些公司主要包括傳銷及保險業。其他服務性行業雖然亦強調幫助客戶 (如銀行、旅遊業)，但它們商業味道較重。而以上舉出的宗教化商業機構在提供服務時則盡量強調對客戶提供幫助，而低調處理其牟利性質。更甚者，它們在意識形態上加添所謂「神聖」色彩。

這些公司都是依賴一班「代理人」即是傳銷商及經紀去與客戶直接觸及提供服務或供應商品。公司向他們灌輸一套思想，強調他們工作是「神聖」的，主要是去幫助朋友及大眾，報酬是其次 (當然亦強調工作表現好，收入是可觀的)。無可否認，透過這套思想的確可以加強代理人對公司之凝聚力及對工作之投入感，在商業管理上是一種突破。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是一個極危險的手段。

問題是代理人之任務是「神聖」這一點上。一旦任務是神聖，手段就不用計較。代理人為了達成這「神聖」任務，手段層出不窮：利誘、欺瞞、隨便拿取人家個人資料等什麼可用的手段都出動，使對象接受其商品，甚至加入其行列。雖然它們行內有一套工作行為守則希望代理人遵守，但由於公司與代理人之間並非僱主與僱員關係，所以這些守則根本不能約束代理人之操守。公司亦無意施以太大干涉，因為公司並非真的甚麼神聖機構，又希望獲取最多利潤。結果公司不需負擔任何因代理人操守不當之責任。但它們實際是「罪惡」的根源。

因為公司對代理人灌輸了一套所謂「任務神聖」的理論，又強他們之服務、產品是最完善，沒有其他公司能比得上。不少代理人真的自我陶醉其中，深深信服。其中一些為求達到推銷目的，不擇手段。被人家揭發後，還會辯稱他們所作所為都是為了「幫人」，沒有什麼錯誤。筆者不排除他們當中的確有人是這樣想，因為他們被公司灌輸一套「商業宗教信仰」。筆者不認為公司會刻意要他們不擇手段地做事，但正如我在前段指出：當任務被定為神聖，手段就不用計較。無論如何，問題之根源最終是商業機構對代理人的管理方針上。

另一方面，雖然公司透過這方法「支配」代理人是一種效率高而責任少的手段，但若有個別產品服務出了岔子，便可能出現信仰危機，影響整體工作。這事情若發生在一般商業機構是相對地影響不大，因為公司職員沒有「商業宗教信仰」。

本文所指出的觀點不單可作為對宗教化商業機構之理解，對其他機構 (除了真正宗教組織外) 特別是政治組織一樣可以應用得上。當政治組織背後之意識形態是聖神 (如民主、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手段便可不計較。所以恐怖主義、獨裁政治等手段之使用能得到合理性。筆者希望透過此批判刺激大家對這種宗教化組織之警覺，因為近年它們正加強對我們社會之滲透。 (作者為香港大學政治公共行政學系研究生)

2012年台灣選舉真的很進步嗎? - 寫在總統大選之後

今年台灣總統大選正如我所期待的由馬英九連任。不過在投票前夕，不知為何週邊很多人都跟我說蔡英文會勝選。就算大批人出來力挺九二共識，好像蔡英文仍然會贏。聲稱很準的政治大學未來事件交易所，其預測仍然是蔡英文會贏，使我的理性直覺不得不動搖。幸好，我的理性直覺仍然「正常」。台灣仍然是經濟理性主導大選結果。

這次大選特別吸引香港及大陸傳媒的注意，而且一般評論都十分正面。對落選的蔡英文表現也表示讚揚，認為她在開票結果出來後馬上承認失敗，恭喜馬英九，並承擔敗選責任，辭去黨魁一職，在在表現君子風範。香港媒體更有評論認為民進黨在蔡英文領導下已擺脫貪腐形象。但如果真正全程觀察這場選戰的話，以上的評論實言過其實。

首先，蔡英文除了敗選宣言比較像樣外，其他就針對她政策路線澄清及弊案問題的回應都完全不像樣，這也是她敗選的原因之一。雖然今年選舉最後並沒有發生什麼如2004年總統大選兩顆子彈的「奧步」(賤招)，但政黨互相揭弊或抺黑仍然是選舉主軸，跟以往沒有太大分別。理性政策辯論仍然欠奉，總統候選人的政策辯論仍然是各說各話，沒有交集。台灣選戰仍然是充滿著感性訴求，候選人仍然要跟人群「搏感性」，馬蔡兩人光握手都握到受傷 (這或許屬於政治家職業傷害，應可申請國賠，哈哈)，周美青頂著腰傷還要跟每位民眾鞠躬，這真是「太感動」的場面。

其次，在選舉中揭發的弊案，好像仍然僅作為訴求於選民判斷信任的選舉策略，檢調司法部門在選舉期間都放假休息，不敢觸踫敏感案件，怕被人家標籤司法迫害。這些案子在過去經驗上就算在選舉過後還是不了了之。其實，以宇昌案為例，蔡英文一早就應該自動引咎退選。台灣公務員服務法第14-1條已明文規定：公務員於其離職後三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五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蔡英文明顯是違法，但仍然會一大團人幫她辯護(包括李遠哲)，選民對這些基本問題都不能冷靜判斷，或仍然是不問是非，只問立場。

選後，民進黨前發言人梁文傑因台灣女首富王雪紅在投票前夕公開挺九二共識而在臉書發起抵制HTC運動，說「要抵制宏達電產品，寧可用韓國三星手機、讓韓國人賺」；「王雪紅可以商人無祖國，我也可以消費者無祖國」，一大批網民也響應。反駁梁文傑這做法的人，認為這抵制才是不愛國，因為三星一直欺壓台灣公司，而且三星產品很多都在大陸生產，而HTC的生產線大都在台灣。說對梁的言行感到悲哀。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梁十分「幼稚」，像小朋友輸了遊戲比賽後要跟支持對手的其他小朋友絕交，真的很小孩，但卻有很多人跟他一起玩這「兒戲」。我想王雪紅也只會不屑的一笑置之。

如果民進黨還是以這種態度面對未來的選舉的話，它將難以取信於絕大多數的民眾，這種不健康的反對黨對台灣的發展及在制衡國民黨上也沒有什麼好處。

所以說這次大選展現了台灣民主的進步，我會說「還好」。當然相對於沒有真正選舉的香港及大陸而言，這真是進步太多，但這不是因為2012年這次選舉所顯現，而是從1996年第一次直選總統後慢慢累積而成。縱然香港人相對台灣人更為理性，但我想香港在未來選舉上也要經過更多考驗及障礙，而且變數不會如同台灣所經歷的一樣，因為香港有「真正」的中國大陸主宰因素，中國大陸對台灣相對是間接因素。

一切還是回歸到兩岸關係 - 寫於總統大選前夕

明天大選投票，過去幾個月一切抄作之話題都突然間變得不重要。總統候選人能力、政績、清廉、願景．．．通通都不重要。最後決定勝負的是選擇追求社經穩定（選藍）與選擇挑戰對岸大陸對綠軍執政反應（選綠）之爭。中共對選情至今不發一語（除了堅持九二共識外），但中共其實才是這次選舉之真正之「主角」。這是我始料不及。

今天旁聽一班台灣智識分子討論選情，分析馬英九選情為何那麼困難，突然有所啟示。縱然一大堆人跳出來挺九二共識，怕綠軍上台後沒有九二共識，經濟會倒退，但馬的選情還是不樂觀。問題不是馬英九的政策及能力，或是過去三年有沒有政績。問題是對綠的選民來說，國民黨不能做兩岸交往的台灣代表，國民黨越能爭取中共的友善對待，綠的支持者反而更不放心。所以背後更大的潛議題是由誰跟中共談判。有沒有「九二共識」之話題其實僅是一個晃子，假議題，問題的背後實是誰有正當性跟中共談判。

當然，這又是一場賭博。賭中共不會因綠軍再次執政而180度改變對台政策路線。中共雖然已「擺平」了藍軍，但中共永遠不能用和平手段「擺平」一個在野的綠軍。所以一旦馬英九連任，縱然經濟上更能使台灣與中國大陸綁在一起，但還是無法「擺平」約30%左右的台灣人 (就算他們能受惠於兩岸交流)。民進黨執政可能是一個契機，提供中共直接「擺平」民進黨的機會；而民進黨也借這機會設法使中共調整對台政策，對台灣作出政治讓步，由此展現它是否有能力挾台灣民意來有效處理兩岸關係。
　　
但這是一場高風險的賭博，對中共、台灣人民及民進黨皆是嚴峻考驗。中共是否真的不會改變對台的開放政策路線呢？他們學懂如何跟飄浮不定的民進黨交往嗎？對大部分經濟動物性的台灣人而言，他們是否能經得起另一次政治波動的考驗呢？最後關鍵是在民進黨。對我來說，問題關鍵不是綠軍執政，問題是他們真的堅持他們民進黨原有的理想精神嗎？還是他完全變成一個投機取巧的政治集團，利用那30%的堅持來綁架二千三百萬人跟他們一起犧牲。

「搏感情」v.s.公共利益

縱然難以定義什麼是公共利益，但維護及促進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是公職人員的無可爭議的天職。
以下想舉一個滿有趣（或許也有爭議性）的例子說明它的微妙性。

最近某市一位社會局官員跟我討論一些政策管理問題時，提及一個我覺得匪夷所思的事件。

事源是某地方政府為了敬老，在每逢重大節日會發類似敬老金的紅包給65歲以上的長者。但過去為了便利，皆已用過戶的方式將錢存進長者的銀行／郵局帳戶中。但後來長者們反應，沒有收到現金，如此發放方式使大家有點「無感」。為了使長者「有感」，該市市長要求社會局改為將現金，放進漂亮紅包中，向長者逐一發放。市長也可以利用這機會到社區亮相，發紅包，上報紙，上電視。簡單來說就是為了選票，去「搏感情」，所以改變措施。

但為了這發放措施之改變，政府要額外多花十幾二十萬元及動用額外人力去印紅包、處理現金、封裝紅包，還要為押送大量現金另外買保險。這是明顯的浪費公帑。

如果以上情況發生在私人企業，它們為了行銷，甘願花額外成本做這樣的事，這並沒有問題，因為這是私人承擔的成本，私人承擔風險，公司未來也可能獲得好處。

但發生在公家機關則不一樣，因為這是用公家錢在市長臉上貼金，市長不用承擔成本，卻要所有民眾埋單。

表面上看，該市的做法是回應民眾的訴求(可能是部分民眾)，也是回應公共利益。但公共利益是集體的，不是部分人的，也不是(政治或選票)市場定義的。在本個案的敬老金發放中，實際上，就算不發現金，這些長者還是拿到錢，他們並沒有真正的損失，或不方便。在這情況下，負責任的政府應該是多加宣導，向長者們解釋，不是迎合他們的「感覺」。當他們習慣後，就會接受用過戶的方式。這才是公共利益所在。

我真想不到，台灣還是那麼「前現代」；這種情況不會發生在香港。如果香港最近發給市民的6000元都要發現金，就非常勞民傷財。香港現在的老人家，見到存摺多幾個零，應該就可以有滿足感。雖然封紅包大家還是想用新紙幣，但這都是銀行的事，不用政府去管。近年也宣導多用舊鈔，以促進環保。這才是真正的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