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思想十幾廿年來都頗一致: 重載1995年一篇評論: 對宗教化商業機構的批判

對宗教化商業機構的批判（原載於香港聯合報1995年4月15日）

所謂宗教化商業機構，是指那些強調提供商業服務為一種「幫助」客戶解決困難及需要的公司。這些公司主要包括傳銷及保險業。其他服務性行業雖然亦強調幫助客戶 (如銀行、旅遊業)，但它們商業味道較重。而以上舉出的宗教化商業機構在提供服務時則盡量強調對客戶提供幫助，而低調處理其牟利性質。更甚者，它們在意識形態上加添所謂「神聖」色彩。

這些公司都是依賴一班「代理人」即是傳銷商及經紀去與客戶直接觸及提供服務或供應商品。公司向他們灌輸一套思想，強調他們工作是「神聖」的，主要是去幫助朋友及大眾，報酬是其次 (當然亦強調工作表現好，收入是可觀的)。無可否認，透過這套思想的確可以加強代理人對公司之凝聚力及對工作之投入感，在商業管理上是一種突破。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是一個極危險的手段。

問題是代理人之任務是「神聖」這一點上。一旦任務是神聖，手段就不用計較。代理人為了達成這「神聖」任務，手段層出不窮：利誘、欺瞞、隨便拿取人家個人資料等什麼可用的手段都出動，使對象接受其商品，甚至加入其行列。雖然它們行內有一套工作行為守則希望代理人遵守，但由於公司與代理人之間並非僱主與僱員關係，所以這些守則根本不能約束代理人之操守。公司亦無意施以太大干涉，因為公司並非真的甚麼神聖機構，又希望獲取最多利潤。結果公司不需負擔任何因代理人操守不當之責任。但它們實際是「罪惡」的根源。

因為公司對代理人灌輸了一套所謂「任務神聖」的理論，又強他們之服務、產品是最完善，沒有其他公司能比得上。不少代理人真的自我陶醉其中，深深信服。其中一些為求達到推銷目的，不擇手段。被人家揭發後，還會辯稱他們所作所為都是為了「幫人」，沒有什麼錯誤。筆者不排除他們當中的確有人是這樣想，因為他們被公司灌輸一套「商業宗教信仰」。筆者不認為公司會刻意要他們不擇手段地做事，但正如我在前段指出：當任務被定為神聖，手段就不用計較。無論如何，問題之根源最終是商業機構對代理人的管理方針上。

另一方面，雖然公司透過這方法「支配」代理人是一種效率高而責任少的手段，但若有個別產品服務出了岔子，便可能出現信仰危機，影響整體工作。這事情若發生在一般商業機構是相對地影響不大，因為公司職員沒有「商業宗教信仰」。

本文所指出的觀點不單可作為對宗教化商業機構之理解，對其他機構 (除了真正宗教組織外) 特別是政治組織一樣可以應用得上。當政治組織背後之意識形態是聖神 (如民主、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手段便可不計較。所以恐怖主義、獨裁政治等手段之使用能得到合理性。筆者希望透過此批判刺激大家對這種宗教化組織之警覺，因為近年它們正加強對我們社會之滲透。 (作者為香港大學政治公共行政學系研究生)

2012年台灣選舉真的很進步嗎? - 寫在總統大選之後

今年台灣總統大選正如我所期待的由馬英九連任。不過在投票前夕，不知為何週邊很多人都跟我說蔡英文會勝選。就算大批人出來力挺九二共識，好像蔡英文仍然會贏。聲稱很準的政治大學未來事件交易所，其預測仍然是蔡英文會贏，使我的理性直覺不得不動搖。幸好，我的理性直覺仍然「正常」。台灣仍然是經濟理性主導大選結果。

這次大選特別吸引香港及大陸傳媒的注意，而且一般評論都十分正面。對落選的蔡英文表現也表示讚揚，認為她在開票結果出來後馬上承認失敗，恭喜馬英九，並承擔敗選責任，辭去黨魁一職，在在表現君子風範。香港媒體更有評論認為民進黨在蔡英文領導下已擺脫貪腐形象。但如果真正全程觀察這場選戰的話，以上的評論實言過其實。

首先，蔡英文除了敗選宣言比較像樣外，其他就針對她政策路線澄清及弊案問題的回應都完全不像樣，這也是她敗選的原因之一。雖然今年選舉最後並沒有發生什麼如2004年總統大選兩顆子彈的「奧步」(賤招)，但政黨互相揭弊或抺黑仍然是選舉主軸，跟以往沒有太大分別。理性政策辯論仍然欠奉，總統候選人的政策辯論仍然是各說各話，沒有交集。台灣選戰仍然是充滿著感性訴求，候選人仍然要跟人群「搏感性」，馬蔡兩人光握手都握到受傷 (這或許屬於政治家職業傷害，應可申請國賠，哈哈)，周美青頂著腰傷還要跟每位民眾鞠躬，這真是「太感動」的場面。

其次，在選舉中揭發的弊案，好像仍然僅作為訴求於選民判斷信任的選舉策略，檢調司法部門在選舉期間都放假休息，不敢觸踫敏感案件，怕被人家標籤司法迫害。這些案子在過去經驗上就算在選舉過後還是不了了之。其實，以宇昌案為例，蔡英文一早就應該自動引咎退選。台灣公務員服務法第14-1條已明文規定：公務員於其離職後三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五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蔡英文明顯是違法，但仍然會一大團人幫她辯護(包括李遠哲)，選民對這些基本問題都不能冷靜判斷，或仍然是不問是非，只問立場。

選後，民進黨前發言人梁文傑因台灣女首富王雪紅在投票前夕公開挺九二共識而在臉書發起抵制HTC運動，說「要抵制宏達電產品，寧可用韓國三星手機、讓韓國人賺」；「王雪紅可以商人無祖國，我也可以消費者無祖國」，一大批網民也響應。反駁梁文傑這做法的人，認為這抵制才是不愛國，因為三星一直欺壓台灣公司，而且三星產品很多都在大陸生產，而HTC的生產線大都在台灣。說對梁的言行感到悲哀。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梁十分「幼稚」，像小朋友輸了遊戲比賽後要跟支持對手的其他小朋友絕交，真的很小孩，但卻有很多人跟他一起玩這「兒戲」。我想王雪紅也只會不屑的一笑置之。

如果民進黨還是以這種態度面對未來的選舉的話，它將難以取信於絕大多數的民眾，這種不健康的反對黨對台灣的發展及在制衡國民黨上也沒有什麼好處。

所以說這次大選展現了台灣民主的進步，我會說「還好」。當然相對於沒有真正選舉的香港及大陸而言，這真是進步太多，但這不是因為2012年這次選舉所顯現，而是從1996年第一次直選總統後慢慢累積而成。縱然香港人相對台灣人更為理性，但我想香港在未來選舉上也要經過更多考驗及障礙，而且變數不會如同台灣所經歷的一樣，因為香港有「真正」的中國大陸主宰因素，中國大陸對台灣相對是間接因素。

一切還是回歸到兩岸關係 - 寫於總統大選前夕

明天大選投票，過去幾個月一切抄作之話題都突然間變得不重要。總統候選人能力、政績、清廉、願景．．．通通都不重要。最後決定勝負的是選擇追求社經穩定（選藍）與選擇挑戰對岸大陸對綠軍執政反應（選綠）之爭。中共對選情至今不發一語（除了堅持九二共識外），但中共其實才是這次選舉之真正之「主角」。這是我始料不及。

今天旁聽一班台灣智識分子討論選情，分析馬英九選情為何那麼困難，突然有所啟示。縱然一大堆人跳出來挺九二共識，怕綠軍上台後沒有九二共識，經濟會倒退，但馬的選情還是不樂觀。問題不是馬英九的政策及能力，或是過去三年有沒有政績。問題是對綠的選民來說，國民黨不能做兩岸交往的台灣代表，國民黨越能爭取中共的友善對待，綠的支持者反而更不放心。所以背後更大的潛議題是由誰跟中共談判。有沒有「九二共識」之話題其實僅是一個晃子，假議題，問題的背後實是誰有正當性跟中共談判。

當然，這又是一場賭博。賭中共不會因綠軍再次執政而180度改變對台政策路線。中共雖然已「擺平」了藍軍，但中共永遠不能用和平手段「擺平」一個在野的綠軍。所以一旦馬英九連任，縱然經濟上更能使台灣與中國大陸綁在一起，但還是無法「擺平」約30%左右的台灣人 (就算他們能受惠於兩岸交流)。民進黨執政可能是一個契機，提供中共直接「擺平」民進黨的機會；而民進黨也借這機會設法使中共調整對台政策，對台灣作出政治讓步，由此展現它是否有能力挾台灣民意來有效處理兩岸關係。
　　
但這是一場高風險的賭博，對中共、台灣人民及民進黨皆是嚴峻考驗。中共是否真的不會改變對台的開放政策路線呢？他們學懂如何跟飄浮不定的民進黨交往嗎？對大部分經濟動物性的台灣人而言，他們是否能經得起另一次政治波動的考驗呢？最後關鍵是在民進黨。對我來說，問題關鍵不是綠軍執政，問題是他們真的堅持他們民進黨原有的理想精神嗎？還是他完全變成一個投機取巧的政治集團，利用那30%的堅持來綁架二千三百萬人跟他們一起犧牲。

「搏感情」v.s.公共利益

縱然難以定義什麼是公共利益，但維護及促進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是公職人員的無可爭議的天職。
以下想舉一個滿有趣（或許也有爭議性）的例子說明它的微妙性。

最近某市一位社會局官員跟我討論一些政策管理問題時，提及一個我覺得匪夷所思的事件。

事源是某地方政府為了敬老，在每逢重大節日會發類似敬老金的紅包給65歲以上的長者。但過去為了便利，皆已用過戶的方式將錢存進長者的銀行／郵局帳戶中。但後來長者們反應，沒有收到現金，如此發放方式使大家有點「無感」。為了使長者「有感」，該市市長要求社會局改為將現金，放進漂亮紅包中，向長者逐一發放。市長也可以利用這機會到社區亮相，發紅包，上報紙，上電視。簡單來說就是為了選票，去「搏感情」，所以改變措施。

但為了這發放措施之改變，政府要額外多花十幾二十萬元及動用額外人力去印紅包、處理現金、封裝紅包，還要為押送大量現金另外買保險。這是明顯的浪費公帑。

如果以上情況發生在私人企業，它們為了行銷，甘願花額外成本做這樣的事，這並沒有問題，因為這是私人承擔的成本，私人承擔風險，公司未來也可能獲得好處。

但發生在公家機關則不一樣，因為這是用公家錢在市長臉上貼金，市長不用承擔成本，卻要所有民眾埋單。

表面上看，該市的做法是回應民眾的訴求(可能是部分民眾)，也是回應公共利益。但公共利益是集體的，不是部分人的，也不是(政治或選票)市場定義的。在本個案的敬老金發放中，實際上，就算不發現金，這些長者還是拿到錢，他們並沒有真正的損失，或不方便。在這情況下，負責任的政府應該是多加宣導，向長者們解釋，不是迎合他們的「感覺」。當他們習慣後，就會接受用過戶的方式。這才是公共利益所在。

我真想不到，台灣還是那麼「前現代」；這種情況不會發生在香港。如果香港最近發給市民的6000元都要發現金，就非常勞民傷財。香港現在的老人家，見到存摺多幾個零，應該就可以有滿足感。雖然封紅包大家還是想用新紙幣，但這都是銀行的事，不用政府去管。近年也宣導多用舊鈔，以促進環保。這才是真正的公共利益。

誰都不得罪, 卻通通都得罪：一個沒有基本政治價值的年代

1980年代新右派思想崛起時，英國首相戴卓爾(台灣譯：柴契爾)夫人敢於挑戰反對者，堅持右翼的市場化及民營化改革理念，鎮壓工會，使其贏得鐵娘子的稱號。我們可以看到勇於及有能力得罪人，是成功政治家的重要能耐。但不可忘記，他們能敢於得罪人是因為心中有核心的價值，相信這套意識型態是對的，最終所有人都可以受惠。但對一些沒有核心價值政治家而言，他們就會怯於得罪人。

在二十一世紀新右派理念受到質疑，瀕臨破產之際，我們看不到世界有任何堅實可行的新核心價值。曾風靡一時的「第三條路線」，實際上就是「牆頭草」，什麼都不是。政治家現在變成誰都不敢得罪，因為他們已經失去方向，在政策回應上忽左忽右，零零碎碎。他們唯一可說是理念的理念就是「唯選票主義」，即依選民現在之訴求來定政策，盡量極大化政策所能籠絡選民之數目。就算在沒有民主的香港，在各方社會壓力下，政治人物也不得不面面討好。當然在路徑依賴下，資本主義社會就是資本主義社會，本質上不會因這種「牆頭草」策略而締造根本性的改變。而且，想誰都不得罪，結果卻是通通都得罪。社會弱勢覺得政府扶貧政策「隔靴搔癢」，政策不到位，右翼本質不變；過去已享受好處的富裕階層又覺得政府開始搞保障搞福利，開始左傾，破壞投資環境。

那麼政府要討好各方，唯有從過去右翼時代的「減稅砍政府預算」，變成現在「減稅但政府預算不斷膨漲」(台灣現在就是如此)。今天聽廣播，主持人在討論現今政府之行為時，說了一段很貼切的描述：「有錢就洗曬(花光)，冇錢就借債，還錢就下一屆。」現在世界各國都面臨如此的問題。

明年初台港選舉，民眾一直等待候選人多說一些政策及改革理念，多講民生問題，(在台灣)不要太多意識型態之爭(所謂意識型態之爭在台灣實際上是一些膚淺的國家認同問題，非政策路線之爭)。但我反而覺得，現在的政治家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意識型態，即沒有一套一貫的核心價值來支撐其治國，僅能將前人留下各式各樣「藥方」應急式使用一下。

說實話，我不能怪他們什麼，因為這十餘年來的確沒有什麼新的價值出現。在晚期資本主義之當下，難道2012年就是要大洗牌，一切重頭來過？

台港四「英」對決的聯想

明年初台港都有重要選舉，台灣選總統，香港選特首。剛好兩地選舉的主要候選人都是「英」字輩：馬英九、蔡英文、唐英年、梁振英。

我發覺這兩對「英」的各自對決都有一些類似性。馬英九是執政在位者，而唐英年也是政務司司長，從2007年上任政務司司長到最近剛辭職參選，也有四年多。蔡英文是在野挑戰者，但也擔任過多年公職，包括陸委會主委及行政院副院長。梁振英也類似在挑戰唐英年的多年「執政」地位。雖然梁是行政會議召集人，也算在建制裡面，但他從沒有擔任政府行政官職。實際上，四英皆曾在建制裡面，並非毫無政府工作經驗的菜鳥。

有趣地，因應近年的社會貧富懸殊問題，四英對決的角色扮演或標籤都有一些不謀而合的地方。蔡英文就形塑自己代表弱勢發聲，用三隻小豬來凝聚弱勢票，包括那些面對前途茫茫的年輕人。而梁振英也強調自己的基層家庭出身背景，來對照唐唐的含著金鎖匙出身的背景，政綱上也強調變革，給予弱勢者一些希望。

不過，蔡英文作為弱勢代表之身分一直備受質疑，她自己出身富有家庭，也被指在任副行政院長期間有利益輸送給自己的家族生意。而梁振英在其政綱的內容上也沒有反映其對香港貧富懸殊問題的瞭解深度，他仍然抱著(我覺得)過時的香港精神，「只要努力，就可以做到」。其實，香港一般老百姓現在但求「我有付出，就應該有相應的回報」，不要付出越來越多，但回報越來越少。

相對地，馬英九就常被標籤不能理解民間疾苦，執政後那麼多所謂經濟政策成就，人民都感受不到好處，很多選民都想「換個人做做看」。而唐唐就被認為代表商界利益，其對八十後批評的「剛愎自用、車毀人亡論」更被視為其保守性的反映，得罪不少年輕人。所以梁的改革形象的確給予一般港人希望。

然而，蔡跟梁都有一個「不確定性」的共通點。蔡英文的政策論述一直含糊不清，採拖字訣(即回避問題)，給予人家很不確定的印象，縱然我相信假設蔡英文上台，她並不會大幅度改變馬英九政府的政策，但若果如此，就不用選她上台。而且她作為黨主席，好像一直無法駕馭民進黨內的各大勢力，如果將整個國家交給她，豈不是更危險。梁振英一樣，被形容為「狼」的他，給人心藏不露的感覺，雖然他政綱說會穩中求變，但誰能說得準這句話的真實意思是什麼。

相對地，馬英九及唐唐給人「可確定性」的感覺，縱然馬英九的執政能力備受質疑，處事作風也有不少被人詬病地方，但其政策路線及作風貫徹如一，給人一種安全的感覺。唐唐雖然被形容為「蠢豬」，但其「好說話」之形象似乎為不少人所受落，聽說公務員就很喜歡他。大家也相信唐唐上任後，現行政策不會有太大的變動，地產界選票一定給了他。

雖然有以上如此的對比，但對我而言，我的台港首長搭配是「馬梁配」。這似乎有點價值不一致，但我認為台灣雖然有一些根本性的管治問題要解決，但這不是換執政黨就能解決，而我觀察馬政府這幾年也正在進行一些根本性的變革，縱然在投票前還沒有完成。或許，民進黨執政後也會延續那些變革，但絕對有可能變調。而對香港，我看不到有任何根本性的變革正在進行，我只看到既得利益者關起門來自己分贓而已，所以縱然要「引狼入室」也要冒這個險。當然，那頭狼最終有可能因妥協而變成一頭豬，但總比明知是一頭豬，而硬要挑他的為好。

請不要將X、Y理論與性惡性善論相提並論

由D. McGregor提出的X、Y理論，是組織心理學的經典理論，不論公共行政與商管學生必然會學過。但在華人社會的教學上，老師時常將X、Y理論與中國的性惡性善論聯繫在一起，將X理論對比為性惡論，將Ｙ理論對比為性善論。問一個稍有涉獵過 X、Y理論的學生，要他們詮釋這理論時，十之八九都很自然地作以上之比喻。

但我對這種比喻則感到十分感冒。說實在話，將兩者連在一起根本是不倫不類，很容易誤導學生。首先，McGregor的X、Y理論焦點是放在組織工作行為的「積極／消極」面上，非如性惡性善論針對人的行為背後的動機或出發點。更重要的是，當McGregor歸納一般組織管理者對員工「好逸惡勞」的假設為X理論時，本質上是為批判傳統管理者錯誤地將問題「倒果為因」立下前提，因為McGregor認為所謂員工「好逸惡勞」之表現本身是管理者管理策略所造成，管理者只從自己利益及立場出發，利用「蘿蔔－棒子」作為管理工具，使員工慢慢對工作失去興趣，逃避工作，或驅使員工只會「向錢」看，唯利是圖。所以就算有「惡」也在管理者身上，非員工也。　　　

此外，將X理論標籤為員工「性惡論」，其合理性僅止於老闆利益立場而言，為資產階級之壓榨給予正當性而已。其實，「好逸惡勞」本身跟性善或惡無關，魔鬼惡魔也很努力工作，黑社會也很努力工作，那麼他們是「善」的嗎？所以同一個道理，我們也不可以說Y理論是性善論。Y理論只告訴我們，當人發現自己的工作興趣時，他們會自願投入，就算不用人家鞭策或外部激勵，也會願意花很多時間，甚至上班以外時間在工作上。很多黑客會廢寢忘餐想盡辦法去攻擊人家的網站(不一定有什麼利益)，難道他們都是性善嗎？

我記得以前香港有一套電視劇「飛越十八層」，其主題曲是「難為正邪定分界」，裡面有一段魔鬼與凡人對話的歌詞如下： (凡人)努力興建，(魔鬼)盡情破壞，(合唱)彼此也在捱。其實，凡人與魔鬼都要努力工作，努不努力跟善惡無關。

學生們，請多看原文，不要僅看教科書，中文的教科書時常斷章取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