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搏感情」v.s.公共利益

縱然難以定義什麼是公共利益，但維護及促進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是公職人員的無可爭議的天職。
以下想舉一個滿有趣（或許也有爭議性）的例子說明它的微妙性。

最近某市一位社會局官員跟我討論一些政策管理問題時，提及一個我覺得匪夷所思的事件。

事源是某地方政府為了敬老，在每逢重大節日會發類似敬老金的紅包給65歲以上的長者。但過去為了便利，皆已用過戶的方式將錢存進長者的銀行／郵局帳戶中。但後來長者們反應，沒有收到現金，如此發放方式使大家有點「無感」。為了使長者「有感」，該市市長要求社會局改為將現金，放進漂亮紅包中，向長者逐一發放。市長也可以利用這機會到社區亮相，發紅包，上報紙，上電視。簡單來說就是為了選票，去「搏感情」，所以改變措施。

但為了這發放措施之改變，政府要額外多花十幾二十萬元及動用額外人力去印紅包、處理現金、封裝紅包，還要為押送大量現金另外買保險。這是明顯的浪費公帑。

如果以上情況發生在私人企業，它們為了行銷，甘願花額外成本做這樣的事，這並沒有問題，因為這是私人承擔的成本，私人承擔風險，公司未來也可能獲得好處。

但發生在公家機關則不一樣，因為這是用公家錢在市長臉上貼金，市長不用承擔成本，卻要所有民眾埋單。

表面上看，該市的做法是回應民眾的訴求(可能是部分民眾)，也是回應公共利益。但公共利益是集體的，不是部分人的，也不是(政治或選票)市場定義的。在本個案的敬老金發放中，實際上，就算不發現金，這些長者還是拿到錢，他們並沒有真正的損失，或不方便。在這情況下，負責任的政府應該是多加宣導，向長者們解釋，不是迎合他們的「感覺」。當他們習慣後，就會接受用過戶的方式。這才是公共利益所在。

我真想不到，台灣還是那麼「前現代」；這種情況不會發生在香港。如果香港最近發給市民的6000元都要發現金，就非常勞民傷財。香港現在的老人家，見到存摺多幾個零，應該就可以有滿足感。雖然封紅包大家還是想用新紙幣，但這都是銀行的事，不用政府去管。近年也宣導多用舊鈔，以促進環保。這才是真正的公共利益。

誰都不得罪, 卻通通都得罪：一個沒有基本政治價值的年代

1980年代新右派思想崛起時，英國首相戴卓爾(台灣譯：柴契爾)夫人敢於挑戰反對者，堅持右翼的市場化及民營化改革理念，鎮壓工會，使其贏得鐵娘子的稱號。我們可以看到勇於及有能力得罪人，是成功政治家的重要能耐。但不可忘記，他們能敢於得罪人是因為心中有核心的價值，相信這套意識型態是對的，最終所有人都可以受惠。但對一些沒有核心價值政治家而言，他們就會怯於得罪人。

在二十一世紀新右派理念受到質疑，瀕臨破產之際，我們看不到世界有任何堅實可行的新核心價值。曾風靡一時的「第三條路線」，實際上就是「牆頭草」，什麼都不是。政治家現在變成誰都不敢得罪，因為他們已經失去方向，在政策回應上忽左忽右，零零碎碎。他們唯一可說是理念的理念就是「唯選票主義」，即依選民現在之訴求來定政策，盡量極大化政策所能籠絡選民之數目。就算在沒有民主的香港，在各方社會壓力下，政治人物也不得不面面討好。當然在路徑依賴下，資本主義社會就是資本主義社會，本質上不會因這種「牆頭草」策略而締造根本性的改變。而且，想誰都不得罪，結果卻是通通都得罪。社會弱勢覺得政府扶貧政策「隔靴搔癢」，政策不到位，右翼本質不變；過去已享受好處的富裕階層又覺得政府開始搞保障搞福利，開始左傾，破壞投資環境。

那麼政府要討好各方，唯有從過去右翼時代的「減稅砍政府預算」，變成現在「減稅但政府預算不斷膨漲」(台灣現在就是如此)。今天聽廣播，主持人在討論現今政府之行為時，說了一段很貼切的描述：「有錢就洗曬(花光)，冇錢就借債，還錢就下一屆。」現在世界各國都面臨如此的問題。

明年初台港選舉，民眾一直等待候選人多說一些政策及改革理念，多講民生問題，(在台灣)不要太多意識型態之爭(所謂意識型態之爭在台灣實際上是一些膚淺的國家認同問題，非政策路線之爭)。但我反而覺得，現在的政治家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意識型態，即沒有一套一貫的核心價值來支撐其治國，僅能將前人留下各式各樣「藥方」應急式使用一下。

說實話，我不能怪他們什麼，因為這十餘年來的確沒有什麼新的價值出現。在晚期資本主義之當下，難道2012年就是要大洗牌，一切重頭來過？

台港四「英」對決的聯想

明年初台港都有重要選舉，台灣選總統，香港選特首。剛好兩地選舉的主要候選人都是「英」字輩：馬英九、蔡英文、唐英年、梁振英。

我發覺這兩對「英」的各自對決都有一些類似性。馬英九是執政在位者，而唐英年也是政務司司長，從2007年上任政務司司長到最近剛辭職參選，也有四年多。蔡英文是在野挑戰者，但也擔任過多年公職，包括陸委會主委及行政院副院長。梁振英也類似在挑戰唐英年的多年「執政」地位。雖然梁是行政會議召集人，也算在建制裡面，但他從沒有擔任政府行政官職。實際上，四英皆曾在建制裡面，並非毫無政府工作經驗的菜鳥。

有趣地，因應近年的社會貧富懸殊問題，四英對決的角色扮演或標籤都有一些不謀而合的地方。蔡英文就形塑自己代表弱勢發聲，用三隻小豬來凝聚弱勢票，包括那些面對前途茫茫的年輕人。而梁振英也強調自己的基層家庭出身背景，來對照唐唐的含著金鎖匙出身的背景，政綱上也強調變革，給予弱勢者一些希望。

不過，蔡英文作為弱勢代表之身分一直備受質疑，她自己出身富有家庭，也被指在任副行政院長期間有利益輸送給自己的家族生意。而梁振英在其政綱的內容上也沒有反映其對香港貧富懸殊問題的瞭解深度，他仍然抱著(我覺得)過時的香港精神，「只要努力，就可以做到」。其實，香港一般老百姓現在但求「我有付出，就應該有相應的回報」，不要付出越來越多，但回報越來越少。

相對地，馬英九就常被標籤不能理解民間疾苦，執政後那麼多所謂經濟政策成就，人民都感受不到好處，很多選民都想「換個人做做看」。而唐唐就被認為代表商界利益，其對八十後批評的「剛愎自用、車毀人亡論」更被視為其保守性的反映，得罪不少年輕人。所以梁的改革形象的確給予一般港人希望。

然而，蔡跟梁都有一個「不確定性」的共通點。蔡英文的政策論述一直含糊不清，採拖字訣(即回避問題)，給予人家很不確定的印象，縱然我相信假設蔡英文上台，她並不會大幅度改變馬英九政府的政策，但若果如此，就不用選她上台。而且她作為黨主席，好像一直無法駕馭民進黨內的各大勢力，如果將整個國家交給她，豈不是更危險。梁振英一樣，被形容為「狼」的他，給人心藏不露的感覺，雖然他政綱說會穩中求變，但誰能說得準這句話的真實意思是什麼。

相對地，馬英九及唐唐給人「可確定性」的感覺，縱然馬英九的執政能力備受質疑，處事作風也有不少被人詬病地方，但其政策路線及作風貫徹如一，給人一種安全的感覺。唐唐雖然被形容為「蠢豬」，但其「好說話」之形象似乎為不少人所受落，聽說公務員就很喜歡他。大家也相信唐唐上任後，現行政策不會有太大的變動，地產界選票一定給了他。

雖然有以上如此的對比，但對我而言，我的台港首長搭配是「馬梁配」。這似乎有點價值不一致，但我認為台灣雖然有一些根本性的管治問題要解決，但這不是換執政黨就能解決，而我觀察馬政府這幾年也正在進行一些根本性的變革，縱然在投票前還沒有完成。或許，民進黨執政後也會延續那些變革，但絕對有可能變調。而對香港，我看不到有任何根本性的變革正在進行，我只看到既得利益者關起門來自己分贓而已，所以縱然要「引狼入室」也要冒這個險。當然，那頭狼最終有可能因妥協而變成一頭豬，但總比明知是一頭豬，而硬要挑他的為好。

請不要將X、Y理論與性惡性善論相提並論

由D. McGregor提出的X、Y理論，是組織心理學的經典理論，不論公共行政與商管學生必然會學過。但在華人社會的教學上，老師時常將X、Y理論與中國的性惡性善論聯繫在一起，將X理論對比為性惡論，將Ｙ理論對比為性善論。問一個稍有涉獵過 X、Y理論的學生，要他們詮釋這理論時，十之八九都很自然地作以上之比喻。

但我對這種比喻則感到十分感冒。說實在話，將兩者連在一起根本是不倫不類，很容易誤導學生。首先，McGregor的X、Y理論焦點是放在組織工作行為的「積極／消極」面上，非如性惡性善論針對人的行為背後的動機或出發點。更重要的是，當McGregor歸納一般組織管理者對員工「好逸惡勞」的假設為X理論時，本質上是為批判傳統管理者錯誤地將問題「倒果為因」立下前提，因為McGregor認為所謂員工「好逸惡勞」之表現本身是管理者管理策略所造成，管理者只從自己利益及立場出發，利用「蘿蔔－棒子」作為管理工具，使員工慢慢對工作失去興趣，逃避工作，或驅使員工只會「向錢」看，唯利是圖。所以就算有「惡」也在管理者身上，非員工也。　　　

此外，將X理論標籤為員工「性惡論」，其合理性僅止於老闆利益立場而言，為資產階級之壓榨給予正當性而已。其實，「好逸惡勞」本身跟性善或惡無關，魔鬼惡魔也很努力工作，黑社會也很努力工作，那麼他們是「善」的嗎？所以同一個道理，我們也不可以說Y理論是性善論。Y理論只告訴我們，當人發現自己的工作興趣時，他們會自願投入，就算不用人家鞭策或外部激勵，也會願意花很多時間，甚至上班以外時間在工作上。很多黑客會廢寢忘餐想盡辦法去攻擊人家的網站(不一定有什麼利益)，難道他們都是性善嗎？

我記得以前香港有一套電視劇「飛越十八層」，其主題曲是「難為正邪定分界」，裡面有一段魔鬼與凡人對話的歌詞如下： (凡人)努力興建，(魔鬼)盡情破壞，(合唱)彼此也在捱。其實，凡人與魔鬼都要努力工作，努不努力跟善惡無關。

學生們，請多看原文，不要僅看教科書，中文的教科書時常斷章取義。

你進大學後有沒有自訂什麼目標 ? 有，轉系：從學生轉系到公務人員轉調

上週我上外系生選修的「行政學」(public administration)一科時, 講到目標管理之理論時, 我就順便問一下學生在大學四年有沒有自訂目標。開頭問了兩位學生都說「沒有 」。終於, 最後有兩位回答我「有」, 但所謂目標就是「轉系」。

我一聽到這答案時, 雖然感到有一點詫異, 但絕對不會感到奇怪。詫異是因為我所指的不是指這種「目標」, 所謂不感到奇怪是因為我一早就理解到台灣學生考大學是有一套「先入為主 」的哲學, 即是「進了大學之後再算」, 特別那些無法考到自己心目中的學校或學系的學生, 他會先進大學再看可不可以「跳槽 」。以政大而言, 有一些熱門學系如商學院裡面的學系及法學院都十分熱門, 但競爭很大, 但另一些學系就比較冷門, 如民族學系或一些冷門外語學系 (阿拉伯語、斯拉夫語、土耳其語), 所以一些成績沒有那麼優秀的學生就「取巧地」先進這些學系, 再設法找機會轉系。

縱然這種做法是無可厚非, 制度上也容許跳槽轉系。然而, 這制度本身並非為那些採用「先入為主」策略的人而設, 而是給那些發現對現在所修讀之學系感到不適應或無興趣的同學找出路。誠然, 在現在的考試分發模式下, 的確很多人被分發到的自己不喜歡的學系。問題是, 制度上不應該給予「先入為主」策略太大的發揮空間。我記得以前在香港讀大學, 轉系是很困難的, 所以我們入學前都要慎選, 要想清楚自己的志趣。

現在的人選擇太多, 反而就變成東試試, 西試試, 既浪費自己時間, 又浪費國家資源; 我以前有學生二十來歲還在大專院校之間兜兜轉轉, 找不到方向。

不過, 話說回來, 那些說要「轉系」的與那些說「沒有目標」的人其實分別不大, 兩者都不見得有什麼目標。 轉系者雖然有目標, 但其實是重新找入口而已, 進去之後還是要重新摸索發現目標, 也可能發現又找錯入口。 而那些「沒有目標」的人或許現在還能夠比他們較快找到人生方向。

我近年一直研究台灣政府人事制度, 發現這種「先入為主」策略也延伸到考公務人員之行為。很多人考公務人員時主要是考慮哪一些類科比較容易考上, 考上了再算, 因為台灣的公務人員也很容易轉機關, 轉職系, 跟香港做法差很遠。其實這種思維會扭曲了考試用人制度, 考生再不是依自己的工作能力及興趣投考公職, 國家也無法做到適才適用。 當然, 政府也要負上責任, 因為在台灣考公務人員也像考大學一樣, 以成績高低及考生填報志願作分發, 考生不能選擇機關、職位, 機關也不能篩選考生。另一方面, 政府對公務人員調遷又十分寬鬆, 所以很多剛考上公職的人, 他們的目標也是「轉調」, 跟上述「轉系」目標差異無幾。

這種制度對台灣人而言, 可能是習以為常, 甚至覺得理所當然, 但對我來說簡直是莫名其妙。考大學用分發也算了, 連考公職也是這樣, 不知如何說好了!!!

有時我想, 選擇不要太多反而是好事, 一方面逼自己要慎思; 另一方面, 不會給自己太多的誘惑, 任何你現在以為最佳的選擇, 未來總會有更佳的在你身旁出現, 但太不安於現狀會使自己無法投入現在工作, 繼而影響你自己工作及組織表現。

以上不是說要搞專制, 但基於人性及考慮到組織利益, 制度設計上應收緊「跳槽」出口, 逼大家認真考慮自己的興趣目標, 放棄「先入為主」的投機思維。

Follow your heart and intuition, not the market

最近病逝的蘋果電腦公司靈魂人物Steve Jobs在2005年史丹福大學之演講中一句名言：Your time is limited, so don't waste it living someone else's life. Don't be trapped by dogma - which is living with the results of other people's thinking. Don't let the noise of other's opinions drown out your own inner voice. And most important, have the courage to follow your heart and intuition.

他這段說話本意可能僅是激勵學生追求自己理想。對我來說，聽了後，我會詮釋：follow your heart and intuition, not the market。在我們現在身處的功利時代，其實已經很少人有理想，只想隨波逐流，所謂隨波逐流就是跟著「市場」走，市場趨勢方向如何，我們就往那個方向走，不會問一下自己的「心」是如何。

你會問，蘋果產品那麼成功，難道不是跟著市場走嗎？如果你所指的「市場」是「後驗性」的，我認為不是。Steve Jobs的產品理念是帶領市場，非跟著市場走，這個「市場」是「先驗性」的，有風險的，有可能失敗的。這並非以功利作為前提，而是創造者對某事物之熱忱、執著及理想，並企圖向社會推廣，創造市場。

我們時常講：「過得自己過得人」，先要過自己的關口，再講過別人的關口，先決定什麼是自己認為好的東西，再告訴給別人，說服別人，是始於己及於人。但實際上，我們時常只問別人的關口 (即市場)，living with the results of other people's thinking，完全不問自己的志向、價值及能力。大學選系只會挑律師、商科、醫科，因為這些都是市場告訴你有(金錢)價值的東西，我們退化為只有動物理性(物質生活第一)的人。現在大學老師會告訴學生要「務實」一點，我想學生只會理解為要功利一點而已，完全放棄自己的理想。我並非主張大家要不切實際，但大家真的有follow your heart and intuition 嗎？你們的心是只有「後驗性」的逐利市場嗎？這是過得了別人，卻過不了自己嗎？

真正的市場成功是始於「非市場」，卻終於「市場」。產品大賣只表示社會對你的產品肯定訊號，它有社會價值。不過，這種始於「非市場」並非完全出於自己興趣，否則這僅能成為自己的私人或小眾的愛好。如果要發展事業的人，你要問，你的事業，你的產品，對社會有什麼價值，不是僅問這個產品對你自己有什麼價值。當然這種對社會的價值是始於你自己對它的感受體會，是始於己然後及於人。

這世界是吊詭的，你越是功利，你就越拿不到利；反而平常心，真心，人家最後才會以利回報。

我沒有用蘋果的產品，也非蘋果迷，但Steve Jobs 這翻話我是非常同意，希望蘋果迷會理解接受我的詮釋。

關鍵不是「黨政分開」而是「政行分開」

日前中國總理溫家寶在達沃斯論壇再次提及要進行「黨政分開」的政治改革。輿論焦點多集中看溫總這言論的真實性，是否只是「空話」，或背後的政治鬥爭問題。

其實「黨政分開」已提出三十多年，並沒有什麼新鮮理念。從我近日研究中國大陸公部門績效管理時所觀察，這問題定義框架是有「偏差」的，中國公共治理問題的癥結不是「黨政不分」，或以「以黨代政」，問題是「政行不分」，即政治應該要脫離行政，不要干預專業。

過去討論「黨政分開」是指中共作為執政黨與政府之間的關係。根據中共的官方說法，「黨政不分不是提高或加強了黨的領導，而是降低、削弱了黨的領導，黨政分開才能真正提高黨的政治領導的水平和質量﹔黨政不分使黨政分散了抓好自身建設的精力，只有黨政分開才能真正做到『黨要管黨』，使黨委擺脫各種繁雜事務的干擾，集中力量抓好黨建﹔黨政不分使黨委處於行政工作第一線，甚至成為矛盾的一個方面，黨政分開，可以使黨處在超脫的、駕馭矛盾和總攬全局的地位，從而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作用﹔黨政不分使黨委自己成了行政工作的執行者，黨政分開才能使黨委真正能夠履行監督的職能。」

這種說法有點像西方近年公部門改革所說的，政府只應該做「導航」(steering)工作，划槳(rowing)的工作就交給私人部門及市場。雖然層次不一樣，但有異曲同工之妙。

問題是，黨不干預政府，政府的工作就會做好嗎？中共有能力做好領導監督政府的工作嗎？我想現在中國公共治理最大的問題是「政治」過度干預「行政」，即是政治判斷完全凌駕其他判斷，特別是客觀及專業的判斷。這個「政治」不一定僅存在於黨委，也會存在於政府任何一個角落。這問題最好反映在政府機關的績效管理，其透過由上而下的「目標責任制」落實上級的政治意志，「GDP主義」就是最好的例子，為了達成上級下達的指標，地方政府用盡各種手段，盲目建設來衝指標；上級怕地方在發展時會不顧人命，造成災害，所以給予地方「死亡指標 」，限制每年意外或災難死亡人數(如煤礦災難)。這些都是「唯意志論」的「政治」思維，認為「只要有指標，目標就可以達成」。套句傳統共產黨自己的老話，這根本就是「唯心主義」。

這種目標導向的所謂「管理」看似近年西方公部門改革的「結果導向」價值，實質上就是政治干預行政，干預專業，對社會經濟問題不求「固本培元」，只求「快速見效」。這種政治干預不僅是黨的問題，是整個國家官僚系統的管理問題，是政府官僚無法按照獨立專業判斷處理公共事務，或者說在長期的政治干預下，使他們喪失獨立的專業判斷能力或意志。

美國在十九世紀建立專業獨立的官僚體系，公共行政學之父Woodrow Wilson倡議建立與政治分開的行政學。縱然戰後唸公共行政的學生皆知道政治與行政是分不開，但我們不能少看這理念之重要性，它建立了政治與行政或專業的分際，就算現在民主國家的政治家也會時常干預行政，但其干預一般不會踰越專業客觀要求，公務人員仍能秉持其一定的獨立性。最明顯，西方社會(也包括香港)的政府不會下達什麼GDP指標，就算政府利用宏觀政策作調控槓桿，試圖扭曲或干預市場，也不會像中國政府般下「硬」指標給下級，要黨政領導「承包」其轄管區域所有事情的責任，這是不科學，更會造成很多行為扭曲 (如隱瞞真相、數字灌水)。官員不會花心思從制度的根本或從過程部分來處理問題，因為這可能要花很多時間，不能立竿見影。

所以「黨政分開」根本搔不到癢處，也會使人誤以為這種所謂政改能改善問題。其實，中國現階段是要建立「韋伯式的官僚系統」，回到美國十九世紀末所倡議的政治／行政二分的體制，這不是政治改革，是行政改革。不論黨委或政府首長都不應再包攬大權，唯長官意志，濫用目標管理，專業要回歸專業，要以理性客觀態度處理公共政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