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進大學後有沒有自訂什麼目標 ? 有，轉系：從學生轉系到公務人員轉調

上週我上外系生選修的「行政學」(public administration)一科時, 講到目標管理之理論時, 我就順便問一下學生在大學四年有沒有自訂目標。開頭問了兩位學生都說「沒有 」。終於, 最後有兩位回答我「有」, 但所謂目標就是「轉系」。

我一聽到這答案時, 雖然感到有一點詫異, 但絕對不會感到奇怪。詫異是因為我所指的不是指這種「目標」, 所謂不感到奇怪是因為我一早就理解到台灣學生考大學是有一套「先入為主 」的哲學, 即是「進了大學之後再算」, 特別那些無法考到自己心目中的學校或學系的學生, 他會先進大學再看可不可以「跳槽 」。以政大而言, 有一些熱門學系如商學院裡面的學系及法學院都十分熱門, 但競爭很大, 但另一些學系就比較冷門, 如民族學系或一些冷門外語學系 (阿拉伯語、斯拉夫語、土耳其語), 所以一些成績沒有那麼優秀的學生就「取巧地」先進這些學系, 再設法找機會轉系。

縱然這種做法是無可厚非, 制度上也容許跳槽轉系。然而, 這制度本身並非為那些採用「先入為主」策略的人而設, 而是給那些發現對現在所修讀之學系感到不適應或無興趣的同學找出路。誠然, 在現在的考試分發模式下, 的確很多人被分發到的自己不喜歡的學系。問題是, 制度上不應該給予「先入為主」策略太大的發揮空間。我記得以前在香港讀大學, 轉系是很困難的, 所以我們入學前都要慎選, 要想清楚自己的志趣。

現在的人選擇太多, 反而就變成東試試, 西試試, 既浪費自己時間, 又浪費國家資源; 我以前有學生二十來歲還在大專院校之間兜兜轉轉, 找不到方向。

不過, 話說回來, 那些說要「轉系」的與那些說「沒有目標」的人其實分別不大, 兩者都不見得有什麼目標。 轉系者雖然有目標, 但其實是重新找入口而已, 進去之後還是要重新摸索發現目標, 也可能發現又找錯入口。 而那些「沒有目標」的人或許現在還能夠比他們較快找到人生方向。

我近年一直研究台灣政府人事制度, 發現這種「先入為主」策略也延伸到考公務人員之行為。很多人考公務人員時主要是考慮哪一些類科比較容易考上, 考上了再算, 因為台灣的公務人員也很容易轉機關, 轉職系, 跟香港做法差很遠。其實這種思維會扭曲了考試用人制度, 考生再不是依自己的工作能力及興趣投考公職, 國家也無法做到適才適用。 當然, 政府也要負上責任, 因為在台灣考公務人員也像考大學一樣, 以成績高低及考生填報志願作分發, 考生不能選擇機關、職位, 機關也不能篩選考生。另一方面, 政府對公務人員調遷又十分寬鬆, 所以很多剛考上公職的人, 他們的目標也是「轉調」, 跟上述「轉系」目標差異無幾。

這種制度對台灣人而言, 可能是習以為常, 甚至覺得理所當然, 但對我來說簡直是莫名其妙。考大學用分發也算了, 連考公職也是這樣, 不知如何說好了!!!

有時我想, 選擇不要太多反而是好事, 一方面逼自己要慎思; 另一方面, 不會給自己太多的誘惑, 任何你現在以為最佳的選擇, 未來總會有更佳的在你身旁出現, 但太不安於現狀會使自己無法投入現在工作, 繼而影響你自己工作及組織表現。

以上不是說要搞專制, 但基於人性及考慮到組織利益, 制度設計上應收緊「跳槽」出口, 逼大家認真考慮自己的興趣目標, 放棄「先入為主」的投機思維。

Follow your heart and intuition, not the market

最近病逝的蘋果電腦公司靈魂人物Steve Jobs在2005年史丹福大學之演講中一句名言：Your time is limited, so don't waste it living someone else's life. Don't be trapped by dogma - which is living with the results of other people's thinking. Don't let the noise of other's opinions drown out your own inner voice. And most important, have the courage to follow your heart and intuition.

他這段說話本意可能僅是激勵學生追求自己理想。對我來說，聽了後，我會詮釋：follow your heart and intuition, not the market。在我們現在身處的功利時代，其實已經很少人有理想，只想隨波逐流，所謂隨波逐流就是跟著「市場」走，市場趨勢方向如何，我們就往那個方向走，不會問一下自己的「心」是如何。

你會問，蘋果產品那麼成功，難道不是跟著市場走嗎？如果你所指的「市場」是「後驗性」的，我認為不是。Steve Jobs的產品理念是帶領市場，非跟著市場走，這個「市場」是「先驗性」的，有風險的，有可能失敗的。這並非以功利作為前提，而是創造者對某事物之熱忱、執著及理想，並企圖向社會推廣，創造市場。

我們時常講：「過得自己過得人」，先要過自己的關口，再講過別人的關口，先決定什麼是自己認為好的東西，再告訴給別人，說服別人，是始於己及於人。但實際上，我們時常只問別人的關口 (即市場)，living with the results of other people's thinking，完全不問自己的志向、價值及能力。大學選系只會挑律師、商科、醫科，因為這些都是市場告訴你有(金錢)價值的東西，我們退化為只有動物理性(物質生活第一)的人。現在大學老師會告訴學生要「務實」一點，我想學生只會理解為要功利一點而已，完全放棄自己的理想。我並非主張大家要不切實際，但大家真的有follow your heart and intuition 嗎？你們的心是只有「後驗性」的逐利市場嗎？這是過得了別人，卻過不了自己嗎？

真正的市場成功是始於「非市場」，卻終於「市場」。產品大賣只表示社會對你的產品肯定訊號，它有社會價值。不過，這種始於「非市場」並非完全出於自己興趣，否則這僅能成為自己的私人或小眾的愛好。如果要發展事業的人，你要問，你的事業，你的產品，對社會有什麼價值，不是僅問這個產品對你自己有什麼價值。當然這種對社會的價值是始於你自己對它的感受體會，是始於己然後及於人。

這世界是吊詭的，你越是功利，你就越拿不到利；反而平常心，真心，人家最後才會以利回報。

我沒有用蘋果的產品，也非蘋果迷，但Steve Jobs 這翻話我是非常同意，希望蘋果迷會理解接受我的詮釋。

關鍵不是「黨政分開」而是「政行分開」

日前中國總理溫家寶在達沃斯論壇再次提及要進行「黨政分開」的政治改革。輿論焦點多集中看溫總這言論的真實性，是否只是「空話」，或背後的政治鬥爭問題。

其實「黨政分開」已提出三十多年，並沒有什麼新鮮理念。從我近日研究中國大陸公部門績效管理時所觀察，這問題定義框架是有「偏差」的，中國公共治理問題的癥結不是「黨政不分」，或以「以黨代政」，問題是「政行不分」，即政治應該要脫離行政，不要干預專業。

過去討論「黨政分開」是指中共作為執政黨與政府之間的關係。根據中共的官方說法，「黨政不分不是提高或加強了黨的領導，而是降低、削弱了黨的領導，黨政分開才能真正提高黨的政治領導的水平和質量﹔黨政不分使黨政分散了抓好自身建設的精力，只有黨政分開才能真正做到『黨要管黨』，使黨委擺脫各種繁雜事務的干擾，集中力量抓好黨建﹔黨政不分使黨委處於行政工作第一線，甚至成為矛盾的一個方面，黨政分開，可以使黨處在超脫的、駕馭矛盾和總攬全局的地位，從而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作用﹔黨政不分使黨委自己成了行政工作的執行者，黨政分開才能使黨委真正能夠履行監督的職能。」

這種說法有點像西方近年公部門改革所說的，政府只應該做「導航」(steering)工作，划槳(rowing)的工作就交給私人部門及市場。雖然層次不一樣，但有異曲同工之妙。

問題是，黨不干預政府，政府的工作就會做好嗎？中共有能力做好領導監督政府的工作嗎？我想現在中國公共治理最大的問題是「政治」過度干預「行政」，即是政治判斷完全凌駕其他判斷，特別是客觀及專業的判斷。這個「政治」不一定僅存在於黨委，也會存在於政府任何一個角落。這問題最好反映在政府機關的績效管理，其透過由上而下的「目標責任制」落實上級的政治意志，「GDP主義」就是最好的例子，為了達成上級下達的指標，地方政府用盡各種手段，盲目建設來衝指標；上級怕地方在發展時會不顧人命，造成災害，所以給予地方「死亡指標 」，限制每年意外或災難死亡人數(如煤礦災難)。這些都是「唯意志論」的「政治」思維，認為「只要有指標，目標就可以達成」。套句傳統共產黨自己的老話，這根本就是「唯心主義」。

這種目標導向的所謂「管理」看似近年西方公部門改革的「結果導向」價值，實質上就是政治干預行政，干預專業，對社會經濟問題不求「固本培元」，只求「快速見效」。這種政治干預不僅是黨的問題，是整個國家官僚系統的管理問題，是政府官僚無法按照獨立專業判斷處理公共事務，或者說在長期的政治干預下，使他們喪失獨立的專業判斷能力或意志。

美國在十九世紀建立專業獨立的官僚體系，公共行政學之父Woodrow Wilson倡議建立與政治分開的行政學。縱然戰後唸公共行政的學生皆知道政治與行政是分不開，但我們不能少看這理念之重要性，它建立了政治與行政或專業的分際，就算現在民主國家的政治家也會時常干預行政，但其干預一般不會踰越專業客觀要求，公務人員仍能秉持其一定的獨立性。最明顯，西方社會(也包括香港)的政府不會下達什麼GDP指標，就算政府利用宏觀政策作調控槓桿，試圖扭曲或干預市場，也不會像中國政府般下「硬」指標給下級，要黨政領導「承包」其轄管區域所有事情的責任，這是不科學，更會造成很多行為扭曲 (如隱瞞真相、數字灌水)。官員不會花心思從制度的根本或從過程部分來處理問題，因為這可能要花很多時間，不能立竿見影。

所以「黨政分開」根本搔不到癢處，也會使人誤以為這種所謂政改能改善問題。其實，中國現階段是要建立「韋伯式的官僚系統」，回到美國十九世紀末所倡議的政治／行政二分的體制，這不是政治改革，是行政改革。不論黨委或政府首長都不應再包攬大權，唯長官意志，濫用目標管理，專業要回歸專業，要以理性客觀態度處理公共政策問題。

直銷行業與政府人事管理

今天被拉去出席Herbalife的高階商務會議，一如我所料，內容就是宣傳產品及販售其直銷商業模型，一直找人見證、見證、見證．．．．．基本上，跟我二十年前在香港接觸過的Amway之直銷模型賣點差不多(雖然產品策略差很遠)。這可以歸納為三點 ：

1. 利他性：透過銷售產品幫助別人 (Herbalife 就是促進客戶健康)



2. 自利性：可以有高收入及可自己自由支配的工作時間



3. 自利性：公司安排很多旅遊等吃喝玩樂的活動，年紀輕輕就可以月收入十幾萬

我雖然有用它的產品，也相信產品的功效，但對我這種愛批判到令人討厭的人而言，直銷這種這遊戲並不適合我，因為我很討厭那種「金錢宗教」式從朝到晚重複又重複的「洗腦活動」，實在很煩厭。我不是清高到不愛錢，但要我將「利他」和「自利」價值內化到混淆不清，我實在感到害怕。我更喊不出「我愛ＸＸＸ」這種肉麻的口號。

我想的跟那班直銷商想的不同，我想的是「為何這些成功的直銷商都是美商？」華人世界至今就無法發展出類似的產品，並導入直銷鏈中。華人都變成它們的「代理」而已 (從這方面看，中國的產業發展還差得遠)。縱然他們年薪百萬又如何？他們就只是一個代理商，對我來說這只是低層次的成就。

或許這說法是有點民族主義，但不容否認，直銷產品公司是在低度競爭下賺取高額利潤。羊毛出在羊身上，難道直銷商所賺的錢不是從營收來的嗎？公司出錢給他們到處旅遊不是從營收來的嗎？當然，直銷商會辯解，這是他們努力工作所獲取的，公司透過直銷商業模型也減少很多行政成本，這些錢都是用來回饋直銷商。我並不否認這一點，但若果有更多的外部競爭，肯定會對價格有影響；這也當然會影響直銷商的收入嘍。經濟定律就是經濟定律。

轉個頭來說，雖然我對這種「金錢宗教」有所保留，但對我這個研究政府人事的學匠而言卻是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為政府人事管理一直最頭痛的問題就是如何激勵公務人員的工作動機。一般直銷模型會將工作價值內化成為人生價值，驅使直銷商對工作的投入熱忱，而且這種價值往往會強調以「利他性」為優先，這正雷同於理想上對公務人員所要求的價值觀。我們有沒有辦法如直銷產品公司般對公務人員「洗腦」呢？

當然，有點難度，因為直銷產品一般賣點都比較簡單，如Herbalife賣點是減重及飲食健康管理，很單一及沒有爭議性。但什麼是公共服務價值？可能寫十幾本書都寫不清，裡面也很可能有互相矛盾的價值。更糟的是政府不能給予如直銷商的收入待遇，政府推動不起「金錢宗教」。但我相信在公務人員具有高度的工作保障下，政府仍可進行一定的「洗腦」訓練，形塑公務人員成為具「公共服務價值」的先鋒。台灣也的確有引入商業管理觀念改造組織文化的成功個案 (我現正進行一個如此的個案研究)，或許在這方面公部門可以借鏡一下直銷商的訓練工具。　　

「外勞」與「外移」: 我們生活在一個愛富嫌貧的社會

近日就香港外地傭工在港居留權訴訟是否應該要求人大釋法一事，各政黨吵得鬧哄哄。各黨派爭論焦點集中在一旦菲傭司法覆核勝訴是否會有大量菲律賓人移民來港。但其實，香港一直都是移民社會，也一直有很多非華裔人士獲得香港的居住權，但我們似乎將那些從外地進入香港生活的人分成兩種 ─ 「外勞」及「外移」。前者一般是指那些純粹來香港從事一些嫌惡性或高體力勞動，本地人不願意從事的工作，他們是被購買來的勞動商品，所以不能有居留權是「理所當然」的。

不過，後者跟前者有很大差別嗎？外移一般是國家/政府刻意從外地吸收的所謂「高質素」人士。他們也是要來香港從事某些職業，但那些職業是需要專業能力，甚至是要高薪挖角聘用的。說實在，他們也是被購買的勞動商品，不過他們有較高的議價能力，也有很多選擇，不來香港也可以。外移也有投資移民，我們「想像」他們是為香港帶來資金財富，所以十分歡迎他們來港定居。

但大家有沒有想過，外移其實也是香港的負擔。我們以高於本地人的薪酬聘用一些對香港沒有歸屬感的人來香港工作，這是否overpay？投資移民抬高香港的樓價，入口通漲，這難度不是對香港的負擔嗎？

說實在，若大家怕外勞來港定居掙福利及公共資源，為何我們不怕外移搶貴物價？我時常想，香港若果不是獨立的特區，原有居民有獨立身分，與內地人區隔，這都會一早就變成曼克頓及東京了，所謂「香港人」大部分人都要移入內陸生活，香港早就變成外勞外移天堂了。

其實外地傭工居留權爭議背後的價值說穿了就是愛富嫌貧嘛！！若果沒有這價值作祟，管她們勝訴與否．．．．

什麼是「理性」? 再解讀

研究社會科學時常遇到「理性」這概念，但社會科學中各學門對「理性」之理解往往有很大出入。最近有學生研究市民亂丟垃圾問題，其疑惑是當政府已規範丟棄垃圾的方法，並對違法者作處罰，為何他們仍隨便丟棄垃圾，如此「不理性」。但隨便丟棄垃圾是為了方便，我們也可以認為這行為本身就是反映個人的「理性」選擇，是非常「理性」的行為。

或許有人會認為個人之「理性」行為，往往會導致集體的「不理性」，如環保問題就是最典型，每個人為了自己的生活舒適而耗用大量資源，最終導致環境污染，每個人都受害。我想這只是一種帶有固定價值取向的「結果論」及「功利主義」思維。

我認為「理性」只是一種決策模式，其本質是沒有好壞之分，理性不一定如經濟學所假設是為了追求自利(self-interest)，或為了達至「效用極大化」(utility maximization)。「理性」是計算性的決策模式，因應決策者的目的，排除「感情」和「信任」，「冷漠地」獨立地作出最佳的選擇。

依此，其實人生的大部分時間都是處於「不理性」狀態，因為我們決策經常憑藉過往的經驗 (即牽涉感情及信任)，我們會較採納權威人士、親人、朋友所給的建議。這些做法都是比較「感」性的。這裡所謂「感」性非全然是感情，也可以感覺。我們往往是在沒有參考意見及過往經驗時才真正「理性」，我們必須花時間冷靜判斷，做預測計算才能作出決定。當然，這不代表這樣的「理性」就一定會達成目的。正如上述所指，「理性」只是一種決策模式，是一種過程，不是以結果論來作判準。而這種決策模式是十分累人的，因為理性人會對過去經驗採取質疑態度，重新作評估分析。

現實中，我們常常所指的「理性」實際是指行為動機，不論是「私利」或「公利」。但這種定義容易混淆內涵。

我也不認為Herbert Simon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是對現實中人類普遍決策行為的精確描述，因為「有限理性」是指一種意圖理性在條件約束下的折衷行為。如果「理性」是一種決策過程的話，就不存在「意圖理性」之可能。其實，所謂「有限理性」就是本文所指的「感」性決策。

最終，我會否定人類是經常處於理性的動物，反而人類更多是感性的動物，但這不一定是負面的評價。

港公務員執行強規劃弱：王光亞與中共的後知後覺

7月26日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批評香港公務員在港英培訓下，水平很好，但只懂接受及執行命令，即使在回歸後當家作主，也「不知道怎樣當Boss(老闆)、怎樣當個Master(主人)」。這真是一個後知後覺的說法。

我一早已預見這問題(可參看我以往在網誌發表的相關文章)，瞭解到香港公務員的強項是執行力及專業性，但要他們處理政治問題及化解政治危機，擔任現在已多元化政治下的香港公共政策制定者．．．英國好像沒有給他們相關的訓練，或留下工作手冊。所以大陸找曾蔭權做特首是一個十分錯誤的決定，因為他只是一名「打工仔」，就算他是拿「政治家」的人工及銜頭。王光亞這番話或許是反映中共中央的後悔。

相對於香港，大陸的官員或許比較政治強，創造力也較強，但下面的公務員則不太專業，執行力視上面政治權威手段之運用而時強時弱，或將政治放第一，專業放第二。最近溫州鐵路意外或許就反映了這問題。從此處看，如果兩者只能擇其一，我寧願要執行力及專業性強的公務員，起碼民眾日常生活不會太受影響。

蔡子強認為王光亞斷錯症，認為問責制將制訂長遠政策的責任交予司局級官員，才是導致公務員缺乏方向的主因。我並不同意這說法。正如我在以前的文章指出，香港的資本主義發展是透過政府作為資本家代理人而得到高速發展。所以香港公務員的意識形態是在英殖民地資本主義發展邏輯下形塑出來的。他們本身就不能回應香港「地產霸權」問題話語下的社會問題，就如同1979年保守黨戴卓爾夫人執政時所面對的一批凱恩斯主義公務員的相同情況。當然，香港的問題並不是一個左派的執政者管理一批右派的公務員。問題是你要那些右派的公務員去處理當前的問題，他們的意識觀念不會跟說沒有「地產霸權」的唐英年差很遠。

我會同意的是，香港的AO政務官應該更涉入政策制定中，因為他們始終保有很多政府運作的相關經驗，而在沒有真正的政黨執政下，我們相對地依賴他們也是沒有選擇中的選擇。正因為這個現實，我並不同意AO要繼續「假裝」政治中立，既然叫得「政務官」就名副其實地做承擔政治責任的公務員，德國也有「政治性公務員」，這些高級文官必須與部長或問責官員理念一致才能擔任部長的副手，在香港或許就是擔任常務秘書的政務官。若部長因政治問責下台，這政治性公務員也要更換 (或暫時退休或回到非決策性下級職位)。

我想這是一種變通方法，也希望在這種政治化過程中培養多元化的政務官團隊，不是殖民地時代的單一思維政務官團隊。